隱私權是公民私權利，公民可自行維護權益，政府沒必要設定行政處罰意義上的抽象“保護”條款。

　　2013年8月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一部名為《河南省公共安全技術防范管理條例》（下稱《條例》）的地方性法規。這本來是則不太引人矚目的地方新聞，然而，由于第二天上海法官集體招嫖事件有關監控視頻在網上曝光，這部《條例》中對于“傳播監控視頻”的禁止性規定及其高額罰則也引發了公眾的熱議。

　　平心而論，河南省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初衷不可謂不良善，保護公民的隱私權嘛！隱私權保護關涉到公民個體的形象、尊嚴與人身、財產安全，無論怎么強調似乎都不過分。

　　然而，公民的隱私屬于私領域，隱私權也屬于私權利。公民如果自覺隱私權受到侵犯，可以依據《民法通則》、《侵權行為法》等法律法規自行主張和維護自己的權益。

　　對于公民的隱私權，不必要也不應該設定行政處罰意義上的抽象“保護”條款。換言之，違法不等于犯罪，可以由公民個人去主張、爭取和維護的民事權利，政府不必要也不應該越俎代庖。

　　在上海法官招嫖事件所引發的軒然大波下，網民對于《條例》的追問——“這樣的規定究竟要保護誰？”還顯示出了一種恰如其分的敏覺。因為：政府對于“侵犯隱私權”這種民事違法行為設定行政罰則，盡管是以保護一般公民之隱私權的名義，卻可能在實際上維護了原本就不受節制的公權力，變相“保護”了某些貪污腐敗的官員，使其免受社會和公眾的監督。

　　在公權力仍未受到有效節制的背景下，我們尤其需要呵護社會公眾的寶貴的監督精神與監督渠道。以上海法官招嫖事件為例，正是因為網絡曝光了相關監控視頻，群議洶洶之下，有關部門才開始重視并啟動了調查懲處的程序。這說明，當體制內的監督渠道不暢時，“傳播監控視頻”的社會效果是正面的。

　　以保護隱私權的名義對類如“傳播監控視頻”這樣的“民事違法行為”設定行政罰則是不合適的。

　　隱私保護與社會監督，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法理原則與價值主張。公民的隱私需要保護，政府的權力需要監督，孰輕孰重，需要在個案中進行原則性的權衡。泛泛而論，隱私權保護理所應當，但對于官員來說，其“隱私”的邊界因其所占據和保有的公權力而理應受到合理的限制，社會輿論和一般民眾也有權對他們的日常作為進行監督。

　　（劉顯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