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對不起”，看似簡單，卻折射出一個人對自己過往歷史的擔當。

　　45年過去，當年的年輕教師溫慶福終于“放下”了。近日，他在媒體發文，向“文革”期間曾被他帶人抄過家的長沙一中張瓊英老師深深致歉。很快，溫的文章得到了張瓊英老師及其子女的回應，“溫老師，您可放下這份愧疚了。”(《瀟湘晨報》7月27日)

　　一聲“對不起”，穿越近半個世紀的滄桑，橫亙在每一個人的面前，很多人真誠地肯定溫慶福的懺悔，認為他的聲音盡管微弱，卻代表著一種懺悔和反省的精神。

　　溫慶福能夠選擇公開道歉，固然與他對于“文革”災難的深刻反思有關，但關鍵還在于，溫慶福并沒有因為彼時整體的失序而放棄個體責任的承擔。易言之，個體生命當然不可能改變歷史的潮流，更不能被苛責力挽狂瀾，拯救民眾于水火之中，但是，一個人至少可以通過自己的些微努力，一點點洗刷歷史淤積于個體身上的污濁。

　　不可否認，在“文革”中發生的諸如揭發、批斗等行為，與整個社會的大環境有關，而作為被裹挾者的個體，也不能完全擺脫責任。無論是從個體的擔當講，還是從做人的底線講，都應該勇敢地站出來，大聲地說對不起。每個人都應該毫不推諉，為其行為承擔責任，并付出代價。

　　這種責任的擔當，其實就是一種道德感，就是大時代中個體對于精神價值的守護。我們當然應該譴責過往的瘋狂行為，卻也應該首先反思、檢討自己在其中究竟做出了哪些不當之舉。如果總是習慣性地指責時代的裹挾，權威的不可阻擋，甚至強調什么普通小民，并沒有選擇的權利而只有執行的職責，社會怎么可能進步？

　　其實，類似溫慶福這樣深夜帶人抄家的“小細節”，在那場浩劫中并不鮮見，當事人或許早已忘記，或許還因為具體的過程中的一點“高抬貴手”，比如，“沒把那些傳單交給工宣隊”，還贏得感激。不過，當事人的寬容，乃至選擇性遺忘，并不能成為個體參與作惡者開脫的理由和借口，傷口修復，仍有賴于真誠悔過。

　　一個人的傷口修復是這樣，一個民族的創痛修復亦如是。拒絕懺悔和道歉，總是躲躲閃閃的遮掩和回避，對于那些被裹挾的盲從者、個體作惡者，似乎這樣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淀下來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會的隱憂。

　　說出來，才有可能真正地“放下”。一聲“對不起”，看似簡單，卻折射出一個人對自己過往歷史的擔當。潮流可能無法躲避，而善惡卻也只在一念之間，一個人如果存了良善之心，并認真守護自己的道德感，一則可以盡量少作惡，即便無法獨善其身，也要真誠懺悔和道歉。

　　（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