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武漢市法制網公布了《武漢市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規定，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對方有效證明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其生育子女的，都要按以上征收標準的2倍，繳納社會撫養費。這對社會上俗稱的“未婚媽媽”、“小三”來說，生育后都將面臨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問題。

　　計劃生育管理，既包括公民生育的權利保障，同時也包括維護社會最起碼的公平正義，即在普遍的國策面前，人人平等。特別是近年來，“未婚媽媽”、“小三生育”等現象頻頻發生，相當一部分成為了少數富人生子的手段，而法規的漏洞又常常使得這些行為存在懲處的空白，有效懲治與防范的需要，使得相關方面的立法顯得必要且急迫。

　　然而，“未婚媽媽”也好，還是“小三”也罷，首先她們都有生育的權利，是否充當他人生育的“工具”，才是對她們是否實施處罰的關鍵。比如，“明知他人有配偶”，這個“明知”是什么情況？有的是知道但隱瞞，有的確實是女方被欺騙了等等。而且男女雙方一起生孩子，其具體情況很復雜，涉及感情、傳統文化等各個領域，有的是主觀想生，有的是客觀原因造成的。

　　這樣的規定不僅缺少操作性，更缺少了公平性。比如，她們如果真的與富人一起超生了，2倍社會撫養費的成本，事實上比超生的3倍處罰更輕。更重要的是，生育并非女性單方面的行為，很多時候具體的生育，男性充當著主導作用，所以對生育性質的判定，不能撇開男性單獨考量。可現實的問題，恰恰就復雜在生育的合法性上。譬如，真正有目的性的，諸如“借腹生子”、超生性質的“同居生育”等等，都需要從法律、法規上厘出清晰的界線。而這些，不僅制定復雜，而且給具體的執法增加了不少的難度與壓力。

　　女性充當他人非法目的生育的“工具”，他人自然會躲在背后，這些女性與其她“未婚媽媽”一樣，都處于顯性的位置。因而，從管理的角度來看，她們恰恰是最方便管理的對象。正是因為如此，設置“未婚生育”處罰，讓“未婚媽媽”去自證清白，顯然符合執法者的利益訴求。只是，“未婚生育”處罰條款的設計，更象是“口袋”條款，貌似合理，卻顯得粗疏，潛在的“有罪推定”不僅使得一些特殊對象普遍的權益受損，也使得真正不良動機的生育行為有了規則的庇護。顯然，這樣的條款建立在懶政思維的慣性之上，即單純行政處罰的簡單依賴。

　　非婚生育與“小三”更多屬于婚姻家庭與道德倫理的范疇，她們對生育秩序所構成的挑戰，從計生管理上加以抑制終究只是治標之策，況且罰款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需要從更高層面立法，比如包養入罪、非婚姻性質超生入罪等等，強化約束，從源頭上懲治和防范。（房清江 原題：“未婚生育”處罰更象“口袋”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