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榜獨立、公正、客觀的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能否有效地監督中國紅十字會？據了解，目前的紅監會成員中至少有3位委員與紅會之間存在利益交換，或通過商業機構的商業合作，或通過公益平臺形成捐贈與受捐的紐帶。更有資料顯示，紅會的2000萬元賑災捐款流向紅監會委員所辦研究院。（詳見今日《河南商報》A16版）

　　時至今日，任何人、任何事，只要與中國紅十字會沾邊，似乎都會挑動公眾敏感的神經。大腕云集的紅監會，走的是“紅會救贖”路線，獨立、公開、透明，是它的生存邏輯，可事實并非如此。

　　紅監會到底有沒有身染“紅毒”？終于在運作一段時間后被真相大起底。譬如王永為公眾所知的身份是紅監會委員，而他的另一個身份，則是品牌中國產業聯盟的秘書長。他以秘書長身份授予被監督人——紅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2013年中國十大品牌女性”稱號。又譬如2013年，紅會發布《汶川地震災區博愛家園項目終期自評調查報告》。此“自評報告”由紅會委托零點公司所做，零點公司的老總竟然是紅監會委員袁岳。再譬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紅會募集的數千萬元賑災捐款被投入“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該公益研究院已改稱“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而院長王振耀也被聘為紅監會委員……摻雜著明顯利益輸送關系與利益交換嫌疑的身份錯位，這樣的紅監會在邏輯上又剩下幾分公信力？

　　紅會的所有癥結，歸咎到最后，其實就是兩個簡單的問題：一是善款哪里來，二是善款哪里去。前者對應于“逼捐索捐”等詭異現實，后者影射著開支無序的混沌歷史。紅監會與紅會在“重查郭美美事件”上的曖昧、猶疑，本就是一出耐人尋味的“大戲”。背后糾結的不僅是敢不敢、能不能、愿不愿的老故事，更直接將紅監會的前世今生“拔出蘿卜帶出泥”。

　　這能怪紅監會嗎？紅監會委員也是人，是人就脫不了七情六欲。生意人有生意人的算盤、經濟人有經濟人的主意。選人不當、程序瑕疵，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這個道理并不復雜：當年的紅監會匆忙上馬，“吃飯”的關系厘清了嗎？人員安排斟酌過了嗎？章程制度經得起拷問嗎……

　　有一點是肯定的，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就像業內人士所言，紅監會委員應避免與紅會合作，哪怕是純粹的公益性合作，因為容易有利益牽連，會對其監督帶來不公正判斷。如果明晃晃的經濟業務與榮譽信用都不能撇清干系，紅監會何以立命安身呢？看起來，紅會“麻煩”不斷。但這樣的“麻煩”，說到底究竟又是誰的不檢點？　（媒體人 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