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昨天開始，《人民日報》推出《透視財富焦慮》系列報道，謂“財富焦慮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具體說就是，收入水平在提高，但廣大中低收入者感到錢不禁花。

　　財富焦慮的確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很多人覺得收入不高、物價太高，收入跟不上支出“發展”。但就事論事講提高收入，能否切實解決問題，值得深入檢討。有人可能把“財富焦慮”當成一個經濟問題，所擬藥方也偏重經濟。

　　回顧這些年我國發展的歷程，經濟特別是GDP高歌猛進，但經濟、社會、政治領域很多必要的改革推動不力，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經濟、社會與政治等各方面形成相互掣肘，而選擇在單一領域推動改革，其實是知易行難。

　　要消除公眾的“財富焦慮”，增加收入是必要條件，十八大報告提出城鄉居民收入到2020年實現倍增的計劃，大家翹首以待。根據公開資料，2010年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10046元（2000年不變價），是2000年的2.73倍。再用8年時間，實現人均收入倍增，問題應該不大。但過去10年正是房價物價飛漲的10年，是“財富焦慮”積聚的10年。將來收入倍增，會不會陷入“財富焦慮”的怪圈？

　　解決現有問題要改革，而改革應當是全面的、系統的，老生常談就是要有“頂層設計”，系統化推進。我們經常說，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這是一種系統性思維，道盡了經濟、社會與政治領域各項改革之間的內在聯系。因為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有時候我們就不敢改，人們把這種情況稱為“改革疲軟癥”。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改革的碎片化，其客觀效果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假設2020年我國人均收入倍增，如果不解決各地的“土地財政”困境，房價、物價會不會跟著人均收入倍增？人們的購買能力能否倍增？再比如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就要遏制國企職工收入過快增長，但如何化解國企的反對？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切實方案。這證明，碎片化的改革不可能達到我們設想的改革目標。

　　公眾的財富焦慮固然真實存在，但人們的焦慮并不僅限于財富，他們對公權力在籠子外橫行霸道、對自己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對法治不彰的焦慮也真實存在，時或更甚。人們希望推動改革，而且是系統性的改革。不要今天說我要抑房價，改天又說我要提高工資水平，這是一種改革的線性思維，與復雜的社會現實格格不入。碎片化的改革解決不了問題，而且碎片化的改革行不通。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把公眾的焦慮視為一個整體，避免過度地將焦慮分解成財富焦慮、公平正義焦慮、權利焦慮之類，出臺線性的所謂解決方案。當前我國GDP的年增幅仍居于世界前列，問題在于收入分配不公，財富焦慮本質上是一個公平正義問題，終究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要克服“改革疲軟癥”，核心問題是樹立系統思維，進行改革的統籌。有識之士呼吁組建一個統籌改革的國家機構，關鍵目的就是“統籌改革”。國務院昨日批轉發改委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七大領域的改革目標，就顯示了推動改革的系統性。在任何國家，國民的收入永遠不可能滿足消費的欲望，但若公平正義有了保障，人們即便覺得錢少，怨言肯定也會少一些。（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