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并非天然代表正義,但律師卻是司法正義不可或缺的捍衛者。4月25日,最高法副院長沈德詠在廣州召開的刑事審判工作調研座談會上也強調,要高度重視、充分發揮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上的重要作用,充分認識到律師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重要一員,充分尊重和保護律師依法履職的權利,充分相信絕大多數律師是具備良好職業素養的,是理性、客觀、公正、中肯的,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應當依靠的重要力量。

　　沈德詠的這一言論,是基于刑事審判要守住防范冤假錯案的底線而發出的。但關注近年來刑事案件流變的人則不難明白,最高法有此表態,應與“浙江叔侄冤案”、上海“兩梅案”以及從未遠離公眾輿論的“聶樹斌案”、“佘祥林案”等案件頻繁曝光于公眾視線中有關,更與“李莊案”、“北海律師案”以及靖江律師風波的發生有無法切割的關聯。

　　上述案件中,前者主要是一些進入公共領域并被廣泛討論的冤假錯案。在這些案件中,之所以頻現“真兇歸來”的情形,歸根結底還在于案件偵查環節,刑訊逼供的現象層出不窮。所有的案件最終都指向一個問題,那就是犯罪嫌疑人在進入司法流程后,辯護律師處于失位狀態。由于缺乏了律師提供的有效法律保護,“疑罪從無”這樣的原則被束之高閣;相反,在提升辦案率、盡早結案的刺激下,證據可以是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當然,在程序正義缺失的境況之中,偵查人員也不排除可以在對嫌疑人一次次的“突審”中,獲得無懈可擊的關鍵性的“證據”。

　　爬梳冤假錯案出現的緣由,固然不能全部歸因于律師的實質性缺位,但律師缺位卻一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即便這樣的道理分外明晰,但現下的法律環境對刑辯律師卻并不友好,刑辯律師權益被侵犯的情況時有發生,刑辯律師們的處境更是每況愈下。

　　前文提到的“李莊案”,毫無疑問是此一時代刑辯律師糟糕處境的最好投射。而跨越4個年份并得到廣泛關注的“北海律師案”,也同樣引發了人們對刑辯律師權益保護的擔憂。眾所周知,刑辯律師頭頂都懸著“刑法306條”這樣一柄利劍,即俗稱的“律師偽證罪”。這條罪名的荒謬之處在于,“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這樣的說法缺乏裁量的邊界。比如“違背事實”指的是違背警方認定的事實還是其他方面認定的事實,而如果僅僅是違背警方認定的,那警方就可以提出針對辯護律師的“偽證罪”,那么法官的審理階段對證據的檢審和判定又有什么意義呢?更何況,刑法307條已經設置了“偽證罪”這一條款,刑法306條針對辯護人的單列設置,分明是對律師群體的一次極大制約。

　　此一條款的設置,類似制約的存在,非但大大增加了刑辯律師取證的難度,更為偵查機關向律師進行“報復性執法”提供了可能。這里援引截至2007年的數據,因為刑法306條而被追訴的律師數量為108名,而最終被認定有罪的為32起,錯案率達到50%以上。由此,也在數據統計層面說明了刑辯律師堪憂的辯護環境。

　　今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而要確保每一起司法案件都能彰顯正義,構建一個公正的司法體系、營造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是一種必須。只有在此體制下,在此環境中,律師才能充分介入案件,充分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不受侵犯,也充分確保自身不會輕易落入“偽證罪”的陷阱,最終在符合程序正義的審判過程中,推動司法正義的實現。

　　正如沈德詠指出的,律師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重要一員。司法正義的獲取,既需要公安、檢察機關的努力,也離不開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法院,同時也少不了具有完整權利保護的律師群體。但在目前律師執業環境不容樂觀的情況下,我們更可以強調,要捍衛司法正義,必須捍衛律師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