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理當成為消費者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保護神。只有“事后保護”與“事前保護”相結合，我們的產品才會更美好而安全。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律師協會名譽會長陳舒日前對媒體表示，現在消費者維權成本過高，應該提高懲罰性賠償，讓消費者不至于在生氣維權的時候還賠著錢。應當說，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對這樣的描述并不陌生。那些鮮活在我們身邊的司法個案，常見的特征就是以巨額索賠為開始，以象征性賠償為結局。對于消費者來說，為了維權而訴諸法院，訴訟成本與訴訟收益實難平衡。

　　在消費者維權案件中擴大懲罰性賠償，并不是一個“前沿”的觀點，而是已有眾多學者在最近的十余年中反復提出，媒體的呼吁也很急切。近日，在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就有不少專家表示，加大懲罰性賠償已成當務之急。

　　雖然懲罰性賠償正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與支持，但社會輿論對于立法的推動卻進展不大。

　　當然中國其實是有“懲罰性賠償”的，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所規定的“雙倍賠償”。司法也并非不支持這種法定的懲罰性賠償。之所以對遏制問題產品收效甚微，一是因為對小額商品致損，“雙倍賠償”仍然偏低，起不到應有的“懲罰”作用；二是產品致損案件通常都涉及到眾多的消費者，而基于我們的法治傳統、公民意識以及具體的司法程序，最終選擇司法救濟來維護自己權益的受害人并不會太多。商家正是基于這一現實，才對懲罰性賠償不以為然。

　　反對擴大懲罰性賠償的另一個觀點，是害怕懲罰性賠償將帶來基于尋求不當利益的“司法爆炸”。“知假買假”的打假人就常常被當作一個反面的例證。這種擔憂看似為企業考慮，實則是對不良企業的縱容。企業應對索賠訴訟“爆炸式增長”的最好辦法，就是確保產品的質量，盡最大可能防范出現產品侵權問題。這也正是懲罰性賠償的初衷。

　　因可以引發“知假買假”而拒絕擴大懲罰性賠償的范圍，實則是以一種社會現象綁架了所有的消費者，并在客觀上造成了司法救濟對于消費者來說過于遙遠。制度改革的方向，除了前述的強化懲罰性賠償之外，當然還包括司法的可親近性改造。作為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理當成為消費者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保護神。只有“事后保護”與“事前保護”相結合，我們的產品才會更美好而安全。（特約評論員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