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正式對外公布。2987名代表中，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401名，占代表總數13.42%，提高了5.18個百分點，農民工代表數量大幅增加；黨政領導干部代表1042名，占34.88%，降低了6.93個百分點。

　　提高工農代表比例，降低官員代表比例，是近年來人大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點，在十八大報告關于人大制度改革的內容里亦有著重強調。本次人大代表比例上的調整，是對這一方向的進一步明確和堅定。

　　之所以調整代表比例，在于現有代表結構存在一定問題。這些年來，外界關注官員代表過多，人大方面也持以同樣的關注，通過一些調整步驟的實行，問題正得到逐步改善。同時也要看到，當下代表比例結構，是一個長期累積的結果，官員占比過大，只是一個方面。

　　不同時期，各界代表比例都會有所不同。從代表比例分配，可以一定程度地推知特定時期的國家政治傾向。例如，曾有過一段時間，知識分子在人大代表中的占比很受重視，另外，我們還關注過大學生、企業家比例的擴大。經由這些關注和比例的擴大，其實也為今日的代表占比奠定了“基礎”。不難看出，這幾種人群類別的擴大，或多或少都有精英化傾向。而官員、技術專家、商界領袖等精英群體代表比上升相對應的，則是人大代表草根性的下降。從這個角度來說，強調擴大工農代表比例，是要找回沉默的草根的聲音。

　　加大工農代表占比，既是對工農群體議政地位的提升，也包含著與之相關的表達權、分配博弈權。操作層面上，比例加大只是人大制度改革的一部分，甚至說第一步。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充分發揮工農代表的作用，讓他們能切實為其所代表的群體表達立場，并推動各項權利的落地。事實上，具體到如何發揮人大代表的作用，其對象就不止是工人、農民這兩個群體，而應指向整個人大職能的改進和完善。

　　更進一步來看，過去的幾十年發展，帶來的是貧富差距的拉大，不同階層及其利益的分化，工農群體和其他底層群體一定程度上被忽視的情況是存在的，從民間發出的聲音來看，工農群眾也焦慮于政治地位、政治話語權的下降。在參政議政上，它體現為代表比例的下滑；在社會權利的保障上，它體現為財產權、教育權、居住權、醫療權等權利的受損；在公共決策中，它體現為群體性的博弈“缺失”，在與己相關的事項上，他們參與的渠道和數量都不夠充分。

　　在具體公共事件中，各種力量的失衡，往往以個人情緒的形式集中“爆發”，它既可以被理解為群體性失落所致的“觸底反彈”，也可以被視為社會亟須解決的“病癥”。而這些問題的關鍵，又在于創造一個怎樣的博弈平臺，讓底層群體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主張自己的權利。

　　工人農民人大代表比例上升，作為關注底層的一個方面，有其積極意義，同時，也要通過不同途徑，促進不同階層權力分配的平衡，從而使各階層、各群體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評論員 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