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開縣是全國第一勞務大縣，人口165萬，常年外出勞務者達55萬人。媒體記者走訪了開縣的一個村子團鳳村，19名受訪的50歲以上農民工中，僅有一人獲得了單位繳納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退休后每月可領700多元的養老金，其余18人選擇了新農保繳費標準中的最低檔100元/年，每月只能領取養老金80元。開縣勞務辦負責人稱，第一代農民工“退休”后的養老問題將會日益凸顯，30年來農民工福利拖欠累積問題將在5年內集中爆發。據估算，全國50歲以上、面臨養老困境的農民工目前已高達3600萬。（2月26日《東方早報》）

　　第一代農民工群體當中，有相當數量將20-50歲這三十年都用在了進城務工，從事制造、建筑、服務等行業，基本上脫離了農村、農業。這就意味著他們的養老問題，并不能通過返鄉重新從事農業生產來解決。

　　除此之外，還需注意到三個因素：第一，第一代農民工許多人本身就是失地農民，原有的農地、住宅被征收，而這種征收如果發生在幾年以前，他們所獲得的，不過是極其微薄的征地補償，頂多夠買一套鄉鎮、郊區的住房，留不下余錢來養老。

　　第二，第一代農民工的子女也有相當部分成為了新生代農民工，盡管近年來各行業一線工人薪酬待遇有所提升，但在劇烈的通脹之下，僅靠薪酬仍不足以改善自身生活。另一些農民工子弟考上大學跳出了“農門”，畢業后聚集到一二線城市成為了白領，卻恰好碰上了高校擴招并抬高學費收取標準、取消畢業分配、城市房價和租房價格猛漲等多道坎兒。很顯然，第一代農民工的養老很難指望子女。

　　第三，第一代農民工本身是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犧牲品。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之所以沒有積極性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在于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困難，與農民工務工的高流動性存在矛盾。許多農民工在一個地方工作了兩三年，要換地方工作時，不僅不能跨地區轉移接續保險，而且還只能退回個人繳納部分，單位繳納部分被沉淀到務工城市的資金庫。這也造成第一代農民工乃至相對更年輕一些的40歲左右的農民工群體，很難滿足養老保險15年繳費的條件。

　　此外，改革開放以來，各級各地在農村地區、農民群體中推出過多種農保試驗，每次試驗都聲稱能讓農民花小錢看大病，并一勞永逸地解決養老問題。但因政府投入過低、農保政策設計不嚴密、監管不嚴等原因，造成歷次試驗草草收兵，也沒有給農民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使得他們很難再有積極性參與下一次的試驗。

　　按照估算，全國50歲以上、面臨養老困境的農民工目前已高達3600萬，如果加上那些未滿50歲，但因工傷、職業病喪失勞動力，又未曾得到必要補償，無法獲得保險資助而陷入生活、生存困境的農民工，數字將更為龐大。正如開縣勞務辦負責人所稱的，他們的退休養老等保障問題，本質上是30年來農民工福利拖欠累積問題在極短時間內的集中爆發，是社會改革、福利安全網搭建滯后于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必然后果。政府有責任用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一部分發展成果，來為這筆欠賬埋單。（鄭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