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湖南新邵熱烈祝賀，后有山西大同主動“返貧”，“國家級貧困縣”正在成為一個令人五味雜陳的詞語。

　　16年前，在以小康為政績的年代，大同縣申請到“小康縣”稱號。但在此后的10多年中，大同縣與其他戴著貧困縣帽子的縣比，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一頂貧困縣的帽子，不僅意味著大量資金、項目，還有來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縣看著“鄰居”藏富，自己也開始了“逐貧”，并終于成功入列。（詳見今日《河南商報》A13版）

　　無論是無法遏制的熱烈祝賀，還是“覬覦”貧困政策十幾年，最終將貧困縣稱號收入囊中的返貧舉動，它們的目的其實都殊途同歸：試圖獲得更多來自上級的政策與資源幫扶，進而在快速發展中獲得更多的地方政績。譬如新聞就提及，自獲國家級貧困縣稱號后，大同縣短時間內已跑下來1000多萬元資金以發展黃花產業。

　　貧窮并不光榮，正因如此，主動返貧的分裂式“縣格”才更值得反思。理由顯然，一旦被評定為“國家級貧困縣”，不僅有大量政府轉移支付，更有優惠政策眷顧。而小康縣返貧的成功，則折射出當前國家級貧困縣評定乃至扶貧政策出現了價值偏差。

　　一個是，對貧困縣的評定甄別準確度還遠遠不夠，多停留在材料審核上，少實地考察。只要申報者的相關材料表現得“其情可憐”，只要地方能夠含糊通過有關考察，甚至搞掂其中的評審者，連大同縣這樣的“小康縣”也能被評為“國家級貧困縣”。另一個是，當下的貧困縣認定以及隨后的扶貧，也還停留在較低的政策層面。往往是給錢給物給政策了事，而很少去務實地促進貧困地區由貧致富的內在發展能力提升。

　　封閉且存在過度物質幫扶缺陷的國家級貧困縣評定，不僅會令扶貧初衷在現實中被扭曲，甚至會傳遞給地方政府錯誤的認識與驅動力。這與對上負責的政績考核體系相結合，就會衍生出地方政府對貧困縣帽子的過度追逐——本為造血式輸入的貧困資格認定與幫扶，最終施助者與受助者都沒有成為真正的贏家。

　　由小康縣主動且成功返貧成“國家級貧困縣”，無論如何，這都是扶貧政策的恥辱。當下的國家級貧困縣評定扶貧政策必須做出大調整，迅速建立貧困縣評選退出機制，強化對貧困縣縣政府的責任約束。當貧困縣因為造假就會被取消資格，當貧困縣稱號不再意味著一味的索取，還有更多的公共責任，小康縣主動返貧、打廣告高調炫貧的鬧劇自然就會減少。

　　（王聃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