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日貨幣超發難以通過人民幣超發來應對，因為我國貨幣超發集中于國內消化，無法通過國際管道“泄洪”，因而近年來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暴漲，居民通脹壓力急劇提升，金融體系的膨脹速度大大提高。

　　不出所料，日本安倍政府的“新經濟政策”不過是“新瓶裝舊酒”，量化寬松仍是其主要的政策工具之一。這樣的貨幣政策無疑突破了當前微妙的國際貨幣平衡，此前G7聲明含蓄地批評了日本——G7成員國在推行貨幣與財政政策時，必須采取這樣的方式，即只能將國內政策工具用于實現其國內目標。而最近的G20財長會議公報則采取回避問題的消極態度，甚至宣稱國際貨幣匯率戰根本不存在。

　　從信息經濟學會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角度來看，貨幣戰是各國信息不對稱、各自為戰的充分體現，如果放任貨幣戰持續下去，各國經濟政策將圍繞貨幣循環超發進行，最終很可能世界各國難逃“囚徒困境”的結局。

　　但如果部分國家不采取對應的量化寬松政策，那么日、美主導的貨幣膨脹將會通過吸收被動國家的經濟利益以推動本國經濟的復蘇。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區域已各自實施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寬松政策。為確保政策目標的實現，有必要創造一個不存在“貨幣戰”的輿論環境，淡化“貨幣戰”的概念實在是貨幣戰成功的關鍵。因而拉加德們紛紛表示“貨幣戰言過其實”。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不及早準備應對，那么必將成為貨幣戰的犧牲品。尤其對于我國來說，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迫使人民幣仍處于小幅升值的態勢。未來在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需要保持對貨幣匯率、資本流出流入的掌控力。防止國際游資快進快出對金融體系穩定帶來的沖擊。

　　可能有觀點認為我國最近若干年來貨幣超發的速度同樣很快，歐、美、日貨幣超發我們可以自然抵消。這樣的觀點其實誤判了形勢，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我國貨幣超發集中于國內消化。由于人民幣國際化仍處于初級階段，我國貨幣超發之后主要游走于國內經濟體系，無法通過國際管道“泄洪”。因而近年來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暴漲，居民通脹壓力急劇提升，金融體系的膨脹速度大大提高。

　　二是外部美元等國際貨幣進入國內金融市場的管道已非常普遍。目前通過地上地下進入我國的海外資金已不在少數，目前國內由于貨幣超發導致的資產價格高位很可能被發達國家資金用于做空牟利。甚至可能推動資金流出中國，給我國經濟金融帶來巨大的沖擊。

　　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貨幣對抗中處于天然不利的地位。因而必須及早識破“貨幣戰言過其實”的戰略謊言，及早建立有效的國際貨幣流動防火墻——限制投機性資金的快速進出，穩定國內經濟形勢，及早化解國內經濟矛盾，消化房地產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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