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犯罪高發(fā)怎么辦？如何對犯罪嫌疑人形成長期的威懾力？列席廣東省人代會的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貢獻了一個建議：引進新加坡的“鞭刑”。他表示，還將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提出這一呼吁。（1月30日《新民晚報》）

　　引進鞭刑的建議，其野蠻與腐朽的氣息一望可知。從陳偉才先生詳解鞭刑時的耐心細致，以及其作為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的特殊身份看，我不認為這是陳先生是在有意給廣東兩會增添娛樂氣氛，而是一種采取何種方式懲治犯罪的思維方式在言語上的體現(xiàn)。當然，人人都有自由表達觀點的權(quán)利，我誓死捍衛(wèi)陳先生說話的權(quán)利，但堅決不同意他的觀點。

　　鞭刑作為一種施加于人體的肉刑，世界上很多國家和民族都曾經(jīng)使用過，其歷史之久遠已不可考，因其殘忍和辱沒人格尊嚴，早已被世界上多數(shù)國家所摒棄。新加坡是目前保留鞭刑的少數(shù)國家之一，近年來一些國際組織屢屢要求新加坡政府廢除這一有違現(xiàn)代文明理念和法治精神的酷刑，但新加坡人固執(zhí)己見，據(jù)稱在新加坡每年都有上千余名男性罪犯被施以鞭刑。

　　新加坡社會治安良好、官員清廉舉世公認，但這些與鞭刑之間是否存在必然聯(lián)系是個疑問，鞭刑只不過是新加坡刑罰系統(tǒng)中的一個細枝末節(jié)，雖然引人注目，但并非根本。陳偉才先生建議引進鞭刑，究竟實質(zhì)是一種嚴刑峻法思維，如他所言，“中國現(xiàn)行刑法不足以對犯罪嫌疑人形成長期的威懾力”，因而有必要動用更加嚴酷的刑罰手段。

　　若是沿襲這樣的思維，何必要舍近求遠到新加坡取經(jīng)？若是論刑罰的嚴酷程度，翻開中國古代數(shù)千年刑罰史的故紙堆，較之鞭刑更加殘忍的酷刑比比皆是：凌遲、車裂、腰斬、宮刑、炮烙、黥面……哪一個不比鞭刑更有威懾力？說到鞭刑，這也是中國古代司法機構(gòu)駕輕就熟的常用手段，只是多半使用在刑訊階段。陳先生重提鞭刑，讓人徒生另一種擔心：是不是有些人還擺脫不了對刑訊逼供的迷戀？

　　引進鞭刑的建議招致眾多網(wǎng)民“無條件反對”，足見民智早已從歷史沉疴中覺醒，這樣的建議若帶到全國兩會上，只能是個笑料。然而也有部分網(wǎng)友建議“有條件引進”，即鞭刑只能用來懲治貪腐，“貪官污吏，不鞭不行”。貪腐行為屢禁不絕，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民憤極大，此情誠然可以理解，但我以為，動用酷刑就可有效懲治貪腐，依然是個認識誤區(qū)。

　　我國歷史上，對貪官刑罰之嚴酷莫過于明代。當年朱元璋用“剝皮實草”對付貪官，規(guī)定官員凡貪污60兩銀子以上即梟首示眾，還要把貪官的皮剝下來塞上稻草，置于公堂之上以警示到任新官。此種刑罰之血腥殘忍世所罕見，但即便如此，明初貪官依舊如過江之鯽，連朱元璋自己也承認：“本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夕犯！”足見嚴刑峻法之于懲治官員貪腐作用有限。

　　相信每個人都知道生命和自由的寶貴，從一些貪官落馬后或痛哭流涕、或百般辯解、或惶惶不可終日的姿態(tài)看，現(xiàn)行刑法中有關(guān)懲治貪腐的條文對他們是有威懾力的，然而現(xiàn)實中，這種威懾力很多時候僅限于貪官東窗事發(fā)之后，而不是之前。也就是說，很多貪官根本就想不到自己會落到這一步，他們認為貪腐行為暴露只是抽天價煙遭人肉搜索、與情婦上床被網(wǎng)絡(luò)曝光之類的小概率事件，輪不到自己身上；就算暴露了，還可以通過權(quán)力運作大事化小，背個行政處分或黨紀處分完事。在這種情形下，就算刑法規(guī)定將貪官五馬分尸，也無助于減少貪官們鋌而走險。

　　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其嚴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用我們的話說就是“違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斷完善發(fā)現(xiàn)貪官和懲治貪官的制度設(shè)計，不斷強化對官員的監(jiān)督和對權(quán)力的制衡，讓貪腐行為無處藏身，讓貪官無一例外“伸手必被捉”，這是比設(shè)計酷刑靠譜得多也重要得多的事情。（儺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