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資中縣婦女李彥殺夫一案，目前已走完全部法律程序。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李彥核準了死刑。按照有關程序，李彥會在死刑核準七天之內被執行死刑，走完她悲劇的一生。

　　在民間，李彥的死刑判決引發了巨大爭議。1月25日，超過一百名學者、律師和社會人士召開研討會，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刀下留人”。

　　暫緩執行死刑的理由看起來非常充分：2010年李彥嫁給丈夫譚勇后，一直遭受后者嚴重的家庭暴力。當年11月3日案發時，酒后的譚勇甚至想用氣槍射擊她的屁股。于是在一怒之下，李彥用氣槍的槍管打死了丈夫。

　　這樣說來，被害人具有明顯的過錯，相應地應該影響到對被告人的量刑。因此，對李彥完全可以適用死緩或無期徒刑。同時，案發后，李彥讓人撥打警方電話，并在家中等待警方前來抓捕的舉動，符合自首的法律規定，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而一審、二審法院判處死刑及最高法院核準死刑的理由卻認為：李彥的犯罪后果嚴重、手段殘忍，她不但殺害了丈夫，還實施了分割、烹煮的行為。同時，法院還以證據不足為由，否定了家庭暴力的存在，又否定了自首的成立。這樣，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就成了順理成章的選擇。

　　審視這一個案，離不開對死刑這種刑罰的反思和檢討。在過往的死刑案件中，我們已經發現了很多極具爭議的案子，從早前的云南杜培武案、沈陽劉涌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趙作海案、河北聶樹斌案，到近期的云南李昌奎案、陜西藥家鑫案、沈陽夏俊峰案、浙江吳英案，福建福清的吳昌龍案、福州念斌案，以及最近剛揭露出來的浙江蕭山冤案等等，這些案件不但在實體上引發爭議，而且程序上也存在諸多漏洞。有的是嚴重的刑訊逼供問題，有的是輿論干預司法的問題，有的是赤裸裸的冤假錯案，有的卻只是該不該處死刑的量刑爭議。

　　其中，劉涌案和李昌奎案尤其值得反思：兩案都走完了一二審程序，都沒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結果卻因為洶涌的民意，前者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然后當天執行死刑；后者由云南省高院啟動再審程序，重判死刑后立即執行。

　　這是兩個非常惡劣的先例，它們不但破壞了法院的獨立形象，還從某種程度上損害了司法的公信力。最糟糕的是，兩案都開了“由輕改重”的壞頭。

　　而在李彥的案子中，民間的呼吁卻不一樣。首先，執行死刑前，死囚本身有最后的申訴機會。假如李彥有新的證據，能夠證明被害人確實存在嚴重的家庭暴力（畢竟，這樣的證據并不難找），可以要求暫緩執行死刑。其次，民間和學界的呼吁目標是“由重改輕”，這符合文明司法的基本精神（通俗點說就是“寧可放過一千，不可錯殺一人”）。

　　當然，死刑存在的問題，不可能完全依靠個案來解決。只要死刑制度存在一天，爭議就會持續一天，這是由死刑本身的硬傷決定的：

　　首先，死刑無法糾正。任何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一旦一個人被執行了死刑，不管以后發現他有多么大的冤屈，都永遠無法彌補。而由于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冤假錯案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一定會發生并存在的，不會因為你多設立一道復核程序就可以完全避免。

　　其次，死刑無法量化。死刑就是死刑，無法再區別情節和程度。如果說，殺人償命是一項死刑原則，殺一個人要償命，那么殺了兩個呢，多個呢，豈不更要償命？那還要不要區分故意和過失？要不要區分搶劫、綁架、販毒和武器走私？要不要考慮自首立功和被害人過錯？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這些都是要綜合考慮的，但這恰恰就是李彥案的問題：為什么還要判她死刑立即執行？

　　再次，死刑缺乏學理和倫理的依據。我們現在踐行的法治，無論文本與制度都來自西方。而西方法治的形成，根源于其深厚的信仰傳統：生命是特別的不可讓渡的禮物，既然人不能殺人，顯然政府也不能殺人，因此在發達國家廢除死刑成為一項法治原則。

　　中國缺乏相應的信仰傳統，使得我們的廢除死刑之路依舊前路漫漫，法官在是否適用死刑的問題上，除了考慮案情本身，更多的是考慮被害人的情緒。而在西方國家，甚至出現專門的由被害人家屬組成的組織，呼吁法官不要判處傷害他們家人的兇手死刑。這方面的例子，前有南京的普方案，后有上海的加拿大女模案。（編按：2000年4月，德國企業家于爾根·普方一家四口人在南京家中被四名江蘇沭陽縣青年殺害，他的朋友后來設立了一家基金會，用以專門幫助兇手家鄉的孩子。）

　　死刑存在一天，就將爭議一天。在徹底廢除死刑之前，嚴格把關就成為關鍵問題，所謂嚴格把關，事實上就是要找一切借口和理由不判死刑。這就要求判決及復核死刑的法官，要本著“救命的心態”裁決案件，而不是基于“除害的心態”主持審判。（張培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