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法治路徑，為官員財產公開提供一種保障和強制力。沒有法律支撐，公布也不會徹底；沒有法律保護，官員的權利也不能夠得到很好的保障。

　　春節后，韶關始興縣的公務員將可通過內網查閱當地526名官員的家庭財產信息。雖然限于黨政內網，但公示還是顯得彌足珍貴。官員須向納稅人公開其財產狀況，這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也是實現民主監督、遏制官員腐敗的有效途徑。

　　近來，隨著“房叔”“房妹”“表哥”事件不斷曝光，有“反腐利劍”美譽的財產公示立法更是被寄予厚望。打破當前的立法僵局，從法律上確立起官員財產公示的普遍性義務，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就可行性而言，我國官員財產公示經過黨政條規的制度設計及各地實踐，已具備了相對成熟的條件。從1995年的《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到2001年的《關于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試行)》，再到2010年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在公示的對象、范圍、程序、審查、監督、懲處問責等焦點問題上，已經形成了比較清晰的制度經驗。同時，世界上許多國家還有大量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說明我國立法已無需長時間的“摸石頭過河”。

　　從實踐角度看，近年來社會上對這項立法呼聲一片，中央已有意推進立法，廣東的3個試點逐漸步入實踐，江蘇、浙江等地也正在試水。特別是在官員之中，也出現了諸多認同的力量。如廣州市長陳建華、佛山市長劉悅倫、深圳市長許勤等，先后公開表態，只要有“通知”，愿公布財產。這些也都說明，立法已經具備了充分的民意基礎和實踐積累，完全可以大踏步向前推進。

　　當然，這其中的“通知”，更多的是通過法治路徑，為他們提供一種保障和強制力。沒有法律支撐，公布也不會徹底；沒有法律保護，官員的權利也不能夠得到很好的保障。

　　遺憾的是，官員財產公示目前總體上仍處在醞釀階段，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造成立法擱置不前的原因，無非是一部分人的強烈抵觸。作為利益關系的調整器，立法向來是不同群體博弈的結果。而在納稅人與官員的博弈過程中，由于后者掌握著改革和立法的決定權，只有當更多的催促力量匯聚起來，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包括中央意志和地方意愿，共同形成強大的支持力量，才可能打破博弈的膠著狀態。

　　在輿論的一路呼吁之下，官員財產公示立法已取得了一定進步。打破當前的立法僵局，無疑還需要更多的力量走上前臺，如漣漪之水般形成共振效應，會聚成催促制度變革的那個“支點”，最終撬起一個新的時代。（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