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許先生，非京籍人士，欲購房，卻沒有在京購房資質；裴女士，京籍人士，去年離異。經某中介公司業務員牽線搭橋，這兩個陌生人見面、簽協議，并在1小時內去民政局領了結婚證 。 這 次 交 易 中 ， 裴 女 士 只 需 出 場4次，即可拿到3萬元好處費。許先生則需要在原籍先與原配妻子離婚，與裴女士結婚再閃電離婚，以此繞過在京購房的政策限制，順利購房。而中介能得到可觀的“服務費”。

　　一切都是因為限購。如果不是對房屋購買資格的限制，許先生也不要離婚、結婚，反復折騰又花錢來京購房。如果不是限購，裴女士也不會與他人做“紙上夫妻”一場，當然她也不能賺到3萬元好處費。中介也得不到所謂的“好處費”。這一切來得如此夢幻與后現代，先是制度性羞辱，緊接著的就是羞辱制度。那么，到底誰是贏家呢？

　　所謂“制度性羞辱”，是社會倫理學家馬格利特在《正派社會》一書中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在該書中，他大力提倡建立這樣一種社會倫理規范：“不讓社會制度羞辱社會中的任何一個人”。通俗地說，就是某種不合理的制度，讓人不得不受到羞辱。

　　國內媒體最早使用這一概念是在2005年。那一年的下半年，華北油田出臺了下崗職工重新上崗的新政策，其中一條規定：“雙職工都買斷工齡的，有一方可以上崗；離婚后的下崗職工等同于單職工，可以上崗。”此舉導致不少夫妻為了增加上崗機會，突擊辦理離婚手續，有時一天就有20對夫妻辦理了離婚手續。媒體評論紛紛認為，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給下崗職工帶來的“制度性羞辱”，讓他們不得已離婚。

　　盡管高房價千夫所指，這與炒房者的推波助瀾有相當關系。但是，顯然易見的事實是，房屋并非非得由國家進行強制調控的東西，而是由市場調節所能自主解決的問題，國家對房屋的市場供求可以進行宏觀調控，卻不宜利用行政手段進行限制，這會破壞房屋市場本身的自我調節能力，讓市場關系紊亂。更何況，房價高的問題并不僅僅是炒房者的問題，更是土地所有制、土地供應問題，是保障房建設問題，以及房屋建設中權力尋租與腐敗問題，甚至是實體經濟疲軟等等問題。然而，其他問題卻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且遇到既得利益集團阻撓，阻力重重，決策者還是選擇了限購這種能立竿見影的制度。

　　制度性羞辱由此產生。那些有需求卻條件不符合的一些公民，就想到通過這種假結婚的形式來規避限購政策。像新聞中的許先生，為了給兒子在北京買房，先與原配離婚，進而與一個陌生人結婚，你能說他不受羞辱嗎？至于裴小姐，看起來她不勞而獲3萬元，是一本萬利的生意，但用這種假結婚方式去獲得這錢，難道不也是一種羞辱嗎？如果沒有這種政策，她或許不會得到這錢，當然也不會受此羞辱。

　　當然，限購制度先是給某些公民以制度性羞辱，但很快又發生了某些公民來羞辱制度。一些外地人想到了用假結婚來規避政策，另一些外地人則購買虛假的“5年完稅證明”和“社保證明”，而中介機構更是推波助瀾。所謂“國家有政策，中介有對策”。

　　這些小動作都在羞辱制度，一則化國家制度與政策于無形，輕松鉆空子，讓制度失去生命力，消解政府公信力。二則，由于利用假結婚形式規避政策，提高了購房成本，那些炒房者的成本提高，他們將成本轉嫁于下家，提高房價。限購的目的是降低房價，但不經意卻可能抬高房價，這讓制度情何以堪？

　　當然，客觀地說，限購政策能夠起到一定的控制房價的作用。但這個政策僅僅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當這一政策遇到制度性羞辱和羞辱制度時，我們更應該考慮對房屋、土地制度等進行深層次改革了。（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