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現實壓力下，一系列旨在保障公民不被錯判的程序機制，往往讓位于一時的治理需求，這正是以往我國司法實踐中錯案發生的根源。

　　浙江蕭山籍男子陳建陽等4人于1997年被判死緩，2012年公安機關在偵辦其他案件中發現原案可能存在問題，浙江省高院近日決定重新立案復查，并表示將“有錯必糾”。

　　一起16年前的死緩案被復查，難免會勾起民眾關于錯案的聯想。從程序理性上看，這起命案究竟是不是錯案，還有待司法機關徹查。不過對于“可能存在問題”所指為何，司法部門并未透露，這便增加了民眾想象的空間。有學者在實名微博上爆料，稱“現場血指紋對上另一人”，且“此人已抓獲并交代”。如若屬實，也就意味著當年判案在關鍵證據上存在疑點。證據存疑，定案勢必不牢靠。

　　由于缺乏更詳細的案情信息，我們尚不知當年的審判在證據認定上是否存有嫌隙。但從當初該案的微妙改判中，還是能發覺一些端倪。據稱杭州中院原本判決部分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后浙江高院改判死緩。省高院緣何要改判死緩？是因為原判量刑過重，還是死刑證據存疑？對此我們不好判斷，不過根據以往佘祥林、趙作海等錯案的教訓，在面對死刑判決證據存疑的情況下，司法機關總是傾向于把立即執行改判為緩期執行。

　　證據是審判的基石，現代刑事司法對嫌疑人和被告人權利的保障，主要是通過證據不足時采取無

　　罪推定原則實現的。上世紀80年代美國曾發生一起“綠河疑案”，49位女性相繼受害，警方雖然有明確的懷疑目標，但受當時偵破手段的限制，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基于證據不足而放棄追捕。直到2000年，聯邦調查局才利用DNA技術，將當初懷疑的兇手繩之以法。國情不同，這樣的個案或許并不適合拿來簡單對比，但其凸顯出的執法程序理性，尤其是對定罪證據的強調，無疑值得借鑒。

　　長期以來，受制于“命案必破”思維，我國刑事執法中并未確立起疑罪從無的行為習慣，從偵查、起訴、判決乃至社會民眾的觀念，仍難以接受“寧可錯放也不錯殺”。在各種現實壓力下，一系列旨在保障公民不被錯判的程序機制，往往讓位于一時的治理需求，這正是以往我國司法實踐中錯案發生的根源，也是制約刑事司法文明進步的最大障礙。

　　值得認可的是，浙江司法機關能夠主動啟動糾錯程序，并向社會公開，無論錯案最后是否屬實，都體現出司法對個體生命自由的尊重。不過在更普遍的意義上，這種復查不能僅局限于個案實體，更應從程序上為所有執法者提供鏡鑒：刑事司法人命關天，只有嚴密按照證據規則展開邏輯推理，并在證據不足或存在矛盾時嚴格恪守疑罪從無原則，司法正義才不會失守。（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