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家計生委要求各地簡化準生證辦理流程。據《法制日報》報道，不少人反映，“準生證”依舊難辦。一些地區規定，辦準生證推遲一個月罰300元，如果到生之前才辦，要罰3000元，個別地方甚至要罰上萬元。

　　理想的公共服務狀態，應該是民眾根據需求、依照法規制度提出申請，政府職能機構就該提供全面而周到的服務，否則就是失職，必須接受問責。就辦理準生證而言，從辦證民眾提交申請及相關材料開始，就已經完成了他所承擔的義務。之后造成的延遲，應該追究的責任應該是辦事的職能機構，又怎能將責任推到民眾的頭上，讓民眾來為職能機構的行政效率低下來埋單？

　　民眾納稅，實際上已經為購買公共服務支付了代價，因職能機構辦事拖沓延遲，對民眾罰款，則近似于勒索。權力的這種創收方式，不但是對公共契約倫理的背叛，更是對公平正義的踐踏。準生證背后暗藏的權力尋租疑云，其實質是對納稅人既購公共服務的二次販賣。

　　如果民眾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主體身份不被確立，那么難免出現公共服務異化成權力尋租工具的可能。如辦準生證這種事情，民眾對職能機構提出的辦證申請，是種要求而不是央求；如果最終因為職能機構之間的拖延而遲辦，民眾所處的位置應該是問責者，而非受責者。但很顯然，權力與權利的身份已經完全錯位倒置了。如果權利主體身份得以鞏固，如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如果問責機制犀利，那么簡化程序勢必成為一種權力自覺。當權力重回服務者的角色，面對納稅人，還敢這么囂張傲慢嗎？

　　簡化準生證程序無論是政策卡在路上，還是卡在權力尋租的障礙之上，解決的根本還是要讓職能機構重新回到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并為這種角色的確立和鞏固提供強有力的制度約束和公共監督。（時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