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市人大專題詢問會上透露消息：廣州全市機關幼兒園將在2013年全部收歸教育系統管理，只對公務員或特定群體招生的機關幼兒園將退出廣州舞臺，2016年開始，這些機關幼兒園將有九成學位面向公眾分派。按照既定日程，2013年1月之前廣州將出臺具體的派位方案。

　　現今學前教育基本狀況是，獲得財政撥款的公辦幼兒園品質高、費用低，為無數家長所垂涎；與之相對的，無法獲得財政支持的私立幼兒園在教育質量和收費表現上迥異，入學門檻較低但教育質量較低，收費也高。這一差異源自過去幼兒園制度相對封閉的格局，機關單位、國企為其工作人員配套了“單位制”的學前教育，作為特殊的福利，非單位內工作人員并不在受惠范圍內。近年來，公辦幼兒園逐漸開放，制度高墻貌似破除，實則一定程度上只是偷梁換柱，代之以“拼爹”的入學規則，若要去到教學質量較高的公辦幼兒園，必須繳納贊助費等各種費用。

　　圍繞公辦幼兒園改革，近年來廣州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從去年開始，番禺區在全區的14家公辦幼兒園中，指定包括番禺區直屬機關幼兒園在內的三所公立幼兒園作為改革試點，以搖珠派位的形式劃出三成的學位對社會人員子女公開招生。以此為起點，一場機關企業辦社會事業的改革逐漸展開。改革圍繞兩條路徑展開，一方面，按照市場供需規律，提高公立幼兒園的收費標準，改變公立幼兒園有悖于市場規律“物美價廉”的現狀，從制度上削弱公立幼兒園部門福利的印象；另一方面，改變公立幼兒園的封閉屬性，逐漸實現對社會公眾無差別地開放。

　　公立幼兒園改革意在實現學齡前兒童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平等。早些年，廣州機關幼兒園的天價補貼就遭受輿論口誅筆伐，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如今進入改革議程，盡管在改革過程中，廣州方面作出了不取消財政補貼的決定，而事實上，改革伊始普通民眾也并不能很快從中獲得實惠——— 來自廣州市教育局數據顯示，明年公辦園用于派位的學位為1.4萬，其中機關幼兒園派位數更少，平均100多號人才有1人被派到機關園，競爭比例超過100∶1。然而，按照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屈哨兵的說法，“公辦幼兒園向社會招生比例增至90%，就是想向社會傳遞一個信號，有限的資金、資源應該讓每個符合條件的學齡前兒童至少有一次公平的機會。”因為改革建構在公立幼兒園入學機會平等的基礎之上，有限的派位和財政補貼政策的延續也就獲得理解。改革路徑契合民意需求，以此為突破口，公眾無不期待資源配置日趨合理的學前教育。

　　公立幼兒園改革看似所涉領域極為狹窄，實質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它指向極具普遍性的機關企業辦社會的現象。追溯機關幼兒園這類現象不難發現，它們是單位文化的產物。過去，以體制為界，中國社會構建了內外有別的利益格局，體制內聚集了豐富的資源，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打造屬于自己的小社會，在教育、醫療以及養老等領域建構了一套有別于體制外的服務體系。此服務體系一度濃縮為社會的傳統習慣，單位成了家庭的延續，為其成員提供生活諸層面的蔭庇。近日，國務院國資委主任王勇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顯示，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還有醫院、學校和管理的社區等辦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對這些機構的費用補貼每年多達幾百億元。

　　這些機構多以“公”字頭出現，然而實質卻是為個別部門服務，不僅如此，它們還消耗了大量的國家財政，間接影響到關切普通大眾的社會公共服務質量。機關幼兒園現象作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種，卻反映了歷史的沉疴和問題的普遍性。有學者稱，此項改革意在打破“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利益格局”，其意義顯然非避免學前教育“拼爹”所能概括。（南都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