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審精神衛生法草案。草案規定精神病人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病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是否需住院治療，應由精神科執業醫師嚴格依條件和程序作出判定，綜合性醫療機構應當開設精神科門診。草案還新增了精神障礙患者財產安全不受侵犯規定。（10月24日《新京報》）

　　俄國作家契訶夫在其小說《第六病室》中曾塑造過一座陰森恐怖的精神病院。就連小說中的醫生，也因為同情病人，和病人交談，而被上司認定為患上了精神病，被強制關入院中，悲慘死去。

　　類似景象不僅存在于小說之中。近年來，一些正常人因上訪“被精神病”的案例屢屢發生，甚至因為家族財產紛爭而被家人送入精神病院的，也并不鮮見。從這個意義上說，此番精神衛生法草案的出臺，明確精神病人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充分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力圖避免正常公民“被精神病”。

　　但是，精神病人住院究竟如何實行自愿原則，是否意味著收治精神病人一定要經當事人的同意，恐怕同樣值得商榷。有統計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暴力風險比正常人高4~7倍，那么，要保護公眾安全，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在充分尊重精神病人權益的同時，的確也需要對重癥精神病患者進行必要的干預治療與行為限制。而重癥精神病人連自己的情緒和行為都不可控，發生了暴力行為都可以無須擔責，是否住院全由精神病人決定是否具有可行性，自然也就需要被打上個問號。

　　事實上，假如精神病患者的意愿被視作理性，外部干預需要依據患者自愿行事的話，恰恰說明這位患者還有自我控制和行為能力，其危險性也未必高到要入院治療和限制行為的程度。而對于重癥精神病患者，則很難有這樣理性的自愿。從這個角度來看，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療的自愿原則，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在這方面，不妨借鑒下美國經驗：只有在精神病人病情極為嚴重，不進行治療會危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時，才能對病人采取強制入院治療。此外，美國對此還形成了一套嚴格的法律法規，并有相應的監管機構。根據精神衛生法規定，必須向審查委員會遞交治療機構資料、診斷證明、病人意見書（無論同意或者拒絕）、監護人、家屬意見書，經過審查委員會批準，才能對病人進行強制性治療。而審查委員會的成員必須包括精神專科醫師、心理醫師、護理師、社會工作者、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等。通過不斷立法調整相關政策，不但減少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可能，還促成了精神病患者權益保障的不斷提高。

　　中國不妨多借鑒下他國在精神病患者權益保障方面的經驗，而不是從“被精神病”這一極直接跳到“入院自愿”的另一極。（武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