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河南的農民工魏雙恒的8歲兒子航航在鄭州市某小學的入學測試中，因為對老師提出的三個簡單問題，回答得支支吾吾，老師則建議航航去測試智商，并以此作為門檻拒絕航航入學。(9月6日《工人日報》)

　　由“農民工子女入學被要求測智商”所引發的爭議，盡管最終以“放行上學”這樣一個看似圓滿的結局結束，但留給我們的思考遠非歧視學生那樣簡單。除了要對學校的荒謬行為作出痛陳之外，更應追問盤旋于歧視背后的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

　　“測智商”看似是“荒唐之舉”，實則卻揭露出當前教育“資源不足、僧多粥少”的現實困境。“住房不到80平方米別進公辦幼兒園”、“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要求八證齊全”等規定，早已向我們表明，此前一些地方的入學門檻，無不和當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有莫大的關系。

　　遺憾的是，在應對這些問題時，一些學校卻在短時期內無法改變現狀的情況下，采取“測智商、限門檻”等手段，期望以此改變分配不均的問題。

　　僅僅把問題的根源歸咎于這是由于農民工子女跟城市子女搶奪教育資源，未免太過輕率。事實上，當這些“變相測試”成為招收門檻的招數時，那么初衷本好的義務教育自然也就成了各校“挑肥揀瘦”的正當理由。從這個角度來講，只有跳出對歧視問題的表象批判，認清事物的根源所在，才能客觀上促進外在因素的改觀。

　　筆者認為，除了加大地方政府對于教育資源的投入，實現各校教學設施共享、優秀師資共享和優質教學資源共享之外，同時也應該建立一套完善公開的入學機制，才能最終避免一些學校因變相錄取、門檻限制所產生的一些不公現象。（謝賢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