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6月底，全國有16個省份對外公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約為19%，與去年全國平均22%、前年全國平均22.8%的增幅差出一些。最低工資為什么不能上調得多一點？地方政府是不是為企業考慮得太多、為勞動者考慮得太少？許多人有類似疑慮。

　　這些疑慮最終指向一個問題——最低工資標準是如何確定的？是“一把手”拍腦袋一錘定音？是相關政府機構關起門想出來的？是勞動者與企業、政府協商確定？還是企業向政府“公關”后的結果？這些都不是，最低工資的變動有法律依據，數額的確定更有一套嚴格的測算體系。

　　2004年，《最低工資規定》實施，明確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漲一次。各地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納入考慮的因素有：當地城鎮居民生活費用支出、職工個人繳納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職工平均工資、失業率、經濟發展水準等。這些數據的變化都會對最低工資的高低產生影響。具體的測算方法有比重法和恩格爾系數法。比重法是確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戶為貧困戶，再統計出其人均生活費用支出水平，乘以贍養系數，加上調整數。恩格爾系數法是根據有關數據，計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標準，除以恩格爾系數，再乘以贍養系數，加上調整數。得出數據后，再參考當地月平均工資40%—60%，看是否處于這一區間。

　　可以看出，當經濟增速放緩（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速7.8%，較過去兩年明顯滑落）、物價漲幅縮小（上半年CPI增長3.3%）、職工平均工資增長減速，測算出來的最低工資標準增幅，肯定比不上前兩年GDP增速10%左右時的增長水平。

　　不過，還是有人說，既然要關愛低收入群體，何必搞復雜的測算體系，為什么不干脆讓最低工資漲得更快更高？對最低工資的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國際上一直有爭議。最低工資是把雙刃劍。提高得過慢過少，會影響低收入勞動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甚至出現用工荒，但也決非越高越快越好。工資是勞動力市場價格的體現，會引導用工單位和勞動力圍繞其變動調整各自的供求行為。如果政府部門對工資進行的人為干預過多，可能會導致市場信號失真，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高于實際的市場工資水平。這種情況下，企業可能減少對勞動力的雇傭繼而造成失業，對勞動者不利；也可能勞動者為了就業和企業暗地里達成協議，低于最低工資也愿意干，使最低工資形同虛設。過于頻繁的調整，還可能干擾市場的正常運行。這并非為企業說話、不為勞動者說話，勞資雙方在很多情況下不是完全對立。

　　為低收入者呼吁、向低收入者適當傾斜，在當前“強資本、弱勞動”的情況下極其必要，但仍應依托于規范的制度。這既可以避免對市場不公平現象聽之任之，及時調整最低工資以保護困難群眾的基本權益，又能在最低工資標準之上充分尊重市場準則，避免政府隨意決策而對經濟效率造成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