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以來，國際原油價格經歷了過山車行情，而國內成品油價格在兩個月時間里，已經連續三次下調。不過，油價罕見的三連跌并未打消大家對油價“漲多跌少”的疑問，國家發改委官員回應了其中三點主要質疑，包括中國油價比美國高、漲多跌少和賣油的超額利潤何在。最引人注目的表態，莫過于發改委承認中國油價確實比美國高，并表示高的部分主要是在稅收環節。

　　以往提及中國油價高的問題，發改委的一貫表述是“除了產油國，我國成品油的不含稅價格是最低的”，這次明確承認油價比美國高，還對原因進行了正面回應，尚屬首例。中國石油大學教授王震表示，美國成品油價格中稅收占的比例為12%至13%，而我國成品油價格中稅收占比為28%-30%。

　　純粹從稅收比例來看，似乎我國的高稅率就是高油價的罪魁禍首，但如果結合兩國的定價機制來分析，會發現稅收并非唯一的兇手。

　　美國普通汽柴油零售終端價格由原油成本、煉制成本和利潤、銷售和運輸成本、聯邦和州稅收四部分構成，且這4部分在價格中的比例各月份隨汽油價格的變化而變化。而我國現時采用的定價體系是，以布倫特、迪拜和米納斯三地原油價格為基準，再加上煉油成本和適當的利潤空間以及國內關稅、成品油流通費等，共同形成國內成品油零售基準價。兩個定價框架看起來非常相似，但由于政府管制這一變量的存在，令兩個相似的框架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美國的成品油定價基本上不受政府管制，煉油廠加工的原油進價和成品油在國內市場的售價都完全由市場決定，零售的成品油在不同加油站的售價因地域、物流成本等而不同，旺季、淡季油價也有差別，由于市場競爭和供求關系的存在，就會將煉油廠的利潤限制在一定范圍內，通常煉油廠的成本與利潤之和只占成品油價格的15%-20%，而我國的成品油定價權在政府手中，油價完全不能反映本地市場供求，煉油廠的成本和利潤無法通過市場關系來約束，而“適當的利潤空間”是多少無明確標準。即便去掉30%的稅收，剩下70%仍由成本與利潤構成，但我國定價機制失去市場約束，“成本+利潤”的定價框架完全變為成就供應方利益的法寶，油價高企則為其必然的結果。

　　民眾對油價構成的質疑并不止于此，對于油企超額利潤的去向亦有疑問。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則回應，超額利潤“大頭是通過特別收益金收歸國庫來促進國家其他事業的發展”。實際上，中國超過一半為國產原油，成本比進口原油低很多，這就產生了大量的超額利潤。國產原油的低成本在于三大油企獲得開采權所需付出的代價非常低，當國際原油在60-70美元/桶(約0.1368噸)的時候，其資源稅也不過是14-30元/噸而已；即使2006年開始收取被稱為“暴利稅”的特別收益金，根據2010年數據，三大油企總共繳納的884.26億元暴利稅在其2748億元總利潤面前完全稱不上“大頭”；而且去年11月資源稅調整為銷售額的5%后，中石油立即提出降暴利稅彌補損失。可見，三大油企長期以極低成本占有著石油資源，卻按照國際價格進行零售，其中利潤可想而知。況且，三大油企一手抓著巨額利潤，另一手卻伸向財政部拿補貼。即使在2009年成品油價格機制改革為“成本+利潤”完全保障了油企收益后，2010年中石油還獲得財政補貼15.99億元。

　　在油企的巨額利潤和高油價的疑惑中，民眾還總結出油價“漲多跌少”的規律，甚至出現過國際油價跌而我國油價上調的情況，有指是因為“在22個工作日里變動4%就調整油價”的調價機制中時間偏長而4%的幅度過大。發改委此前曾給出這是“錯覺”或者“之前沒漲到位”的理由，這次則表示可縮短工作日或把幅度降至2%或1%。但其實，原因并不僅在此，紐約原油價格對國際油價的影響很大，但我國的基準原油不包括紐約原油，卻包括比紐約原油高近20美元一桶的布倫特原油。這樣一來，我國油價調整就容易出現和國際油價不符的情況。

　　我國的油價高企，稅收是其中一個原因，卻并非罪魁禍首，如果完全偏向供應方利益而無法反映消費者利益的定價機制不變，即使稅率降低油價也難以降低。多位專家表示，現行的油價下行狀態是推進成品油價格機制改革的好時機，發改委亦稱“將來可不斷完善機制”。其實，只要改變現有定價機制，實行市場化定價與市場競爭，漲多跌少和油企的超額利潤等問題都可得到根本解決。（南都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