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命懸一線，他注定作為埃及的一名重犯死去。這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埃及國家動蕩的一個象征。

　　穆巴拉克的前任薩達特總統1981年在閱兵式上死于刺殺，穆巴拉克作為中東戰爭的英雄執掌埃及直到不久前，但他的結局并不比薩達特更好。埃及總統選舉結果定于今天揭曉，兩名候選人在這之前都已宣布自己勝選，這預示著埃及未來領導人仍將處在政治斗爭的風暴里，至少其政治生命的安全系數不會太高。

　　領導人命運的大起大落，尤其是領導人不得善終，這在政治動蕩的國家里相當普遍。在歐洲著名的火藥桶巴爾干地區，南斯拉夫及塞爾維亞領導人的個人命運不斷續寫被暗殺、被廢黜以及被清算監禁的悲情劇。韓國前總統樸正熙也死于暗殺，印度的甘地家族和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各出了兩位死于非命的總理。東南亞很多國家的總統位置和卸任后的審判席是“直通車”關系。

　　如何對待最高權力一直在考驗很多國家。從領導人到國民都對最高權力建立理性認識，并共同使用好它，這的確很難。發生悲劇的原因經常是，領導人和社會都認為最高權力可以決定一切，從而將國家的命運完全綁定在一個人的去留甚至生死上。

　　一個政治強人被推倒常常給國家帶來希望，但機會成本有可能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正常生活，而且結果很不確定。由于在現代政治不發達的國家里，人們沒有其他更穩妥的解決辦法，因而領導人命運和國家穩定“同歸于盡”往往成了“被迫選擇”。

　　如果對穆巴拉克的悲劇做些總結，我們或許可發現幾個重要的政治陷阱。

　　第一，對于很多動蕩的國家，政治強人體制有很大誘惑。它能帶來立竿見影的社會秩序，也能保障領導人個人的執政利益，包括其人身安全。但這很可能是飲鴆止渴，無論社會的利益還是領導人個人的利益，都缺少跨代延續的可靠性，出現壞結局的概率很高。

　　第二，驅逐政治強人比鏟除強人政治根源容易得多。強人政治通常有國家一系列深層問題相對應，結束強人政治意味著這些問題的同時釋放。趕走政治強人實際也是認真解決這些問題的開始，而非它們的一筆勾銷。

　　第三，只有高質量的民主政治才能給社會帶來好處，低質量的民主政治和強人政治實際是國家能力匱乏這一硬幣的兩面。推動經濟及社會層面的基礎建設對提高國家政治質量永遠是至關重要的。

　　保持國家權力的充分有效并同時限制它，實為世界性難題。迄今只有西方國家過去的成功獲得較廣泛認同。西方制度做到了嚴厲制約權力，但被削弱了的西方政府能否帶領國家強有力應對當前及未來挑戰，這個問號正越來越大。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特別是信息在世界不斷加速傳播，帶有專制色彩的強人政治在全球范圍內逐漸式微。解決“后專制時代”的權威匱乏，正漸漸成為有普遍性的政治問題。從政治上看，世界處于一個大的過渡期，權力過分使用和被過度削弱的情況并存，聰明的國家需要對準自己的問題下力氣，不可輕易學別人的樣子隨大流，趕時髦。

　　穆巴拉克能多活幾時已不重要，他的最后價值，或許就是提供一個機會讓人們做思考：他本人和埃及為什么走到這一步。（環球時報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