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的社會環境和氛圍，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無比強大的“生活場”，一旦上場，就一騎絕塵，再也停不下來。

　　我國猝死人數呈逐年遞增趨勢。據報道，我國每年死于心臟性猝死的人數多達55萬。也就是說，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猝死。在北京，1998年120轉運救治中青年猝死者80多名，2011年這一數字上升為270多名。青年猝死案例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度勞累，有調查顯示，30.3%的職場人每日工作超過10小時，最長為16小時，65.8%的人回家后需繼續為公司工作。（5月24日《中國青年報》）

　　一個個青春的生命驟然停擺，一幕幕真實的“傷逝”就在眼前，不斷加劇的中青年猝死現象實在讓人心痛。即便是隔著一組組冰冷的猝死數據，我們也會產生某種“物傷其類”的情感傷痛。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這樣的話語不過是詩人的詩句罷了。青春的生命不應該只是開了一個頭就煞尾，更不應該在重重壓力下黯然消逝，正如我們喜歡花的絢爛一樣，我們同樣喜歡葉的濃密、果的豐碩。

　　那么，到底誰該為那些猝然逝去的青春負責？

　　老板當然有很大“嫌疑”，只不過，這里的“老板”只是一個模糊、寬泛、籠統的指代，并非確指。事實上，沒有哪一個企業、單位會置效率于不顧，也沒有哪一個老板會真的置員工生命于不顧。根據益派咨詢2010年4月發布的數據，職場人士面臨的職場壓力主要來自工作績效、職位晉升、職場人際和職業技能四個方面。這些“壓力”很難與“老板”產生直接關聯，更多是一種工作壓力的自我轉化而已。

　　房子、孩子也可能是“罪魁禍首”。事實上，這些年來網絡上青年人發出的此類哀嘆并不鮮見，甚至已經成為一種身份標簽：房奴、孩奴……客觀而言，正如前述調查顯示，職場青年人盡管不堪疲累、身心均呈臨界狀態，但卻常常是“自愿”一頭扎進加班的“泥潭”。你可以將這種“自愿”理解成“不得不自愿”、“被自愿”，不過，對于那些已經沉溺其間的那些職場人士而言，二者并無太大的差別。

　　可見，簡單的責任指認似乎并不那么容易。然而，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次第過勞猝死，給人們留下一道道悲愴的身影，只能說明，我們的社會病了，那些病癥已經開始吞噬一個個年輕而脆弱的個體生命。無論是職場上的績效壓力，還是生活中的消費壓力，其實都已經轉化為一種整體性的環境和氛圍，大山一般壓在中青年人的身上，都可能加劇中青年消耗生命的程度，都可能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就是說，時下的社會環境和氛圍，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無比強大的“生活場”，一旦上場，就一騎絕塵，再也停不下來，直至燈枯油盡，實在是一件悲傷的事情。可以說，這個“場”對生命所形成的擠壓、消耗，以及自我暗示、自我強化、自我激勵，遠遠大于某些具體的工作生活目標。這也是很多青年人為什么會自覺自愿靠加班來增收，以生命換績效的深層原因所在。不是不想快樂生活，只是不能。

　　如何破解這樣的怪圈？除了期待一個積極健康的良性工作環境之外，更為現實的救贖還是自救。青年人應該學會自我減壓、自我解放。逝去的青春當然可惜，正在扭曲的青春同樣讓人痛惜。那位因患癌癥英年早逝的復旦大學講師于娟生前留話：在生死臨界點，你會發現，任何的加班，給自己太多的壓力，買房買車的需求，這些都是浮云。于娟的話語沒能拯救自己，卻也給正在拼命的青年以深深的啟示。（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