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對全國醉駕案件進行調研，并醞釀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據悉，“醉駕入罪”實施一年以來，全國警方共查處醉駕案件36.8萬起，同比下降四成，北京、上海的醉駕下降幅度達七成。但在司法實踐中，

　　不同地區對醉駕案件的量刑存在明顯差異：北京在判決醉駕案件中，實刑率達到99%；廣東、安徽、重慶適用緩刑比例超過40%；部分地方法院判決緩刑的比例高達73%；合肥市廬陽區從去年5月到今年2月判決的25起醉駕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適用緩刑。（5月23日《新京報》）

　　從數字上看，“醉駕入罪”效果良好，醉駕案件明顯下降。而且，實際效果可能更好，因為自去年5月以來，各地警方都加大了布控、檢查力度，醉駕行為被查處的概率較之以前明顯上升。概率上升而數量下降，意味著實際醉駕行為的下降幅度超過四成，“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正在成為更多司機的習慣。

　　而令人擔憂的是，醉駕緩刑有被濫用的跡象。“醉駕入罪”與“醉駕入刑”是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兩個概念，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駕行為規定為犯罪（危險駕駛罪），并規定了量刑標準，但在司法實踐中，犯了罪的人未必會坐牢，緩刑的大量使用，使得很多醉駕司機逃脫了刑罰，起不到應有的懲戒作用，而沒有“懲前”就難以“毖后”。在某種程度上，“醉駕不入刑”架空了“醉駕入罪”，消解、削弱了法律的威懾力。人們更有理由擔心，“醉駕入罪”實施第一年尚且如此，以后的處罰可能更加心慈手軟，致使酒駕、醉駕行為出現反彈。

　　合肥市廬陽區從去年5月到今年2月判決的25起醉駕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適用緩刑，這種情況讓人匪夷所思：難道這25人的醉駕行為都是“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嗎？可以說，這是典型的濫用緩刑，違背了立法本意，甚至違反了法律規定。

　　在一個刑罰尺度統一的國家，有的地方醉駕緩刑率只有1%，有的地方則達到73%甚至100%，這種現象極不正常，它不僅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和刑罰的嚴肅性，而且制造司法不公和社會不公。要知道，在人情關系泛濫、一些人總是試圖用權力和金錢擺平一切的現實國情下，如果對醉駕緩刑缺少嚴格約束，那么享受緩刑待遇的可能大多是有權、有錢的醉駕者，一些司法機關也很可能將緩刑作為尋租工具，司法腐敗將不可避免。

　　從道理上講，對于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的醉駕行為，在判其有罪的前提下適用緩刑，未嘗不可，也符合刑法“寬嚴相濟”的原則。但是，著眼于現實，由于人情關系泛濫，權力和金錢能量巨大，而且司法并未完全獨立，那么醉駕緩刑的口子一開，便極有可能被濫用，所謂視情節而定就會異化為視權力、關系、金錢而定。權衡利弊，筆者認為，“醉駕入刑”還是一刀切為好，不管什么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情節如何，不管事后認錯態度怎樣，只要他醉酒駕車，就應一律“入罪”、“入刑”。

　　實際上，醉駕犯罪的刑罰并不重，沒有造成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的醉駕最多只有6個月刑期，這是醉駕者應當付出的代價。何況，“6個月以下”的刑期本身就給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間，可對不同情節和危害程度的醉駕適用不同的刑期，同樣可以體現司法的“寬嚴相濟”。但前提是醉駕一律入刑，任何醉駕者都不能逃脫刑罰，既為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為更好地遏制醉駕。 （浦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