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多名學生反映，校方提出“網絡與大學生健康成長”項目，要求對網絡成癮的同學進行排查，還給出了排查配額。（5月16日《山西晚報》）

　　且不說，網癮的定義，社會上尚無定論，一旦被“指認”為網癮學生，客觀效果卻如被“指認”為“有病”；而“指認”的行為，也就如背地里打小報告，自然為明達事理的學生干部所不齒，所謂“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 一開始，不少學生干部都覺得報這個名單得罪人，就說班里沒有這樣的人，加以抵制；他們所看重的是同窗之誼，是和睦的人際關系。而也確如中央民族大學人類學教授蘭林友所說：“排查的措施本身已經造成一部分人受到了懷疑，被貼了標簽……已經對學生造成了心理傷害。”一旦被指認為網癮學生，給貼上標簽，就很可能會成為被孤立、被邊緣化的“少數派”；而劍有雙刃，力的作用相互。

　　但校方卻無視此舉的悖謬，無視這同窗之誼、人之常情；強力推進，雞蛋里挑骨頭，下指標“拿”網癮學生——要求必須按規定的人數上報名單，要在全校范圍內招收30到50名學生。只要對現代史稍作回顧，就知“下指標拿人”曾為禍甚烈；而流毒所及，諸如報上曝光過的警方的“下指標抓人”，則必然導致冤假錯案；但這樣的舉措居然出現在本當文明之所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自然更是令人大跌眼鏡！有，要有，無，也要無中生有，湊不足數就不行，首先就有悖于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如前所述，且不說網癮的定義社會上尚無定論，而一旦被“指認”為網癮學生，客觀效果即如被指認“有病”，那么，順此邏輯延伸，援用句糙話：“有病就該去找醫生”；但大學生作為具有獨立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能夠自理，又何勞校方無事獻殷勤，“父愛主義”般熱衷過度，越殂代皰，失諸偏狹？尊重學生尚且不能，又更何談履職培養學生的獨立、健全人格？

　　事實上，早在去年，北大就曾擬在全校推廣針對包括思想偏激、網絡成癮在內十類學生的“會商制度”，遭到媒體質疑；此次事件，也就有學生認為是“會商制度”的陰魂不散，在要借尸重還，因而繼續質疑，稱違背了北大兼容并蓄校風。說到這“兼容并蓄”， 只能是付諸一笑；由蔡元培先生開啟，經蔣夢麟、胡適、傅斯年諸賢綿續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風氣，或許早就只在傳說中，或者想象里吧？！ （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