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如果因壟斷行為遭受損失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應該受理；對于聯合提價等壟斷行為，被訴壟斷企業應承擔舉證倒置責任。

　　壟斷與反壟斷，二者之間的拉鋸與糾纏，在全世界，都注定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歷程。具體到中國而言，反壟斷的諸種困頓，及其所遭遇的，包括但不限于制度、社會環境的非難與挫折，都亟待實質性的求解思路。此次最高法通過專項的司法解釋，明確公民直接訴訟壟斷行為的權利，客觀上似可有助于這一困境的解答。

　　2008年8月，《反壟斷法》出臺，曾被寄予諸多期待，彼時的南都社論，亦曾寄語這一“艱難的一躍”，希冀借由立法的進展，客觀上“推動政府轉型，弘揚競爭文化，倡導商業文明，捍衛經濟民主”。但在之后的實踐操作中，卻鮮見成功的反壟斷個案。2011年底，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啟動對寬帶接入市場的反壟斷調查，已算為數不多的艱難探索。也正是在這些細節中，讓人們最直接地體會到了，當下反壟斷努力所面臨的困境。

　　相較于其他國家而言，我國目前最大也最嚴重的壟斷行為，從來都還沒到“基于單純經濟行為而產生的經濟壟斷”階段。一直以來，都是另外一種基于國家權力（或者行政力量）所產生的壟斷，亦即輿論常常提及的行政壟斷（尤其是行業和部門的壟斷）占據著“壟斷與反壟斷議題”的中心。石油、電信、金融等傳統的國有資本壟斷行業，如果是否屬于壟斷都還要被人不斷把水攪渾，那么反壟斷的訴訟會有多難，可想而知。司法解釋賦予公民直訴壟斷行為，值得期待，但尚需要進一步、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司法實踐來支撐和證明，公民與壟斷行為（尤其是行政壟斷）之間的斗爭，才真的可以得到法律的切實保障。

　　專門反壟斷機構所能啟動和推動的反壟斷努力，尚且舉步維艱，社會組織或者公民個體在這一領域所能施展的空間，只會更小。此次出臺的司法解釋，明確公民直接訴訟壟斷行為的權利，并且將此前“是否要以行政機關的執法認定為前置條件”的爭議做了條文層面的了結。因壟斷行為受到損失后，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或者在反壟斷執法機構認定構成壟斷行為的處理決定發生法律效力后起訴的，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其他受理條件，法院應當受理。

　　此番司法解釋，對聯合提價等行為，采取了舉證責任倒置的設計，正是基于以往司法實踐中，原告方舉證艱難的實際而做出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謂舉證責任倒置，從來不是原告方不負任何舉證責任。不是所有的壟斷行為都實現了舉證責任倒置，也不是倒置了所有的舉證責任和義務。比如本司法解釋，也只是對屬于“《反壟斷法》第13條第1款第1項至第5項規定的壟斷協議”這一大類壟斷行為，將“協議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等事項的舉證責任倒置給了被告方（也就是壟斷企業）。此次司法解釋還對“公用企業以及具有獨占經營資格的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案件中，“被告的壟斷地位”這一屬于原告的證明責任適當減輕。但司法過程的較量，是否可以因這一舉證責任的調整而消解包括其他外力對司法的影響，甚至針對國企壟斷的訴訟，是否能順利進入司法流程，并確保訴訟雙方平等博弈，都尚需時間觀察。

　　尤其是《民事訴訟法》修訂中新加入的公益訴訟條款，將公民這一最重要的民事主體排除在適格主體之外，直接導致公民所要參與的反壟斷訴訟，還不得不停留在“因壟斷行為遭受損失”的狹小范疇。但事實上，壟斷行為所侵害的主體，多呈現廣泛而不特定的屬性，公民無法就此發起公益訴訟，使得訴訟結果失去普遍適用的可能。公民權益因壟斷行為而受損，只能通過個體的不斷重復訴訟來維護，顯然不僅是浪費司法資源那么簡單，仍然亟須在立法層面，進行全局性的考量和解決。

　　新出臺司法解釋讓公民直接通過訴訟的方式，維護因壟斷行為而受損的權益，確實看起來美了很多。至于在實施的過程中，是否“用起來也很美”？公民直接訴訟壟斷行為，以往或明或暗的牽絆是否就此一掃而空？顯然目前還無法過于樂觀。因為除了明文的前置程序等約束之外，公民個體站在龐大的壟斷企業面前，凸顯其弱小的，遠不僅這么幾項程序障礙。能夠啟動訴訟程序，與最終得以維護自身權益，尚有漫長的司法流程需要艱難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