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則新聞，比較閱讀頗有深意：一是《新京報》消息說，4月30日，衛生部和公安部發通告明確警方將依法對醫鬧、號販等7種行為將予以處罰，嚴禁在醫療機構焚燒紙錢、擺設靈堂、擺放花圈等行為，嚴重的將追究刑責；另一是《華商報》消息說，陜西榆林橫山縣百信醫院患者胃穿孔死亡，院長帶領全院40余名醫護人員悼念死者，致詞檢討懺悔，集體下跪磕頭。于制度、于現實而言，妙手仁心的醫療工作者陷入此般境地，實在令人憂心。

　　“醫鬧”之惡，在于放大了叢林法則：“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僅將醫療工作者權益置于私力救濟的屠刀下，更將普通患者的合法權益，推向江湖博弈的舞臺。保障權益不再是制度規范內的常態，而成為“討價還價”的技藝。這些年，不少醫生的處境確實堪憂，以致諸多行醫世家諄諄告誡下一代“討飯莫行醫”。3月23日，哈爾濱一患者砍死一名實習醫生并致3人重傷；4月13日，北京連續發生兩起刺傷醫生案……再往前或者往后，都不愁找不到類似案例。聯想“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古訓，于這種失衡的醫患關系而言，真叫人情何以堪。

　　“醫鬧”的癥結，仍在權責層面。有人說，近30年的醫療體制改革，誤入了“偽市場化”的歧途，“以藥養醫”催生出了高藥價，民營醫院的發展和競爭受限，于是，本非敵對雙方的醫生與患者，都成了犧牲者。這話雖有失偏頗，卻也一針見血。

　　“醫鬧”的追問有二：患者為什么要鬧？鬧何以綿延成風習？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與“讀書無用論”的爭執是類似的。傾家蕩產去上學，或者砸鍋賣鐵去看病，結果不能安身立命或妙手回春，所謂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夢想的碎裂，說到底是個性價比的問題。數字比語言更有力：據衛生部統計顯示，群眾個人衛生支出的絕對數仍在上升，2008年為5098.7億元，2009年為6570.8億元。在財政對公立醫院的投入，大約只占醫院總支出10％左右的境況下，看病高消費的格局不會有所改觀——那么，患者基于“高消費”上的“奢侈”期待，注定會蔓生諸多枝節。

　　就第二個問題來說。“醫鬧”成風，不在于醫院之弱，也不在于患者之惡，而恰恰是缺位了客觀中立的獨立調停機構。醫院在矛盾的終端區，既要接受患者的高價詬病，又要承擔職能部門的“維穩”要務，而在具體處理程序中，醫院主管部門往往又是負責醫療事故的賠償與鑒定，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公信力大打折扣。名不正則言不順，鬧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遺憾的是，體制機制不轉身，始終就事論事、甚至遇事怕事，只滅火、不預防，于是諸多慘烈事件便成為煽動蠱惑的惡示范。

　　徒法不足以自行。“醫鬧”的癥結，終究不是刑罰所能紓解的。有網友評論說不讓到醫院鬧，那就等醫生下班后到家里去鬧，或者到大街上去鬧，這話無疑更讓人心驚。衛生部等下發的“通知”其情可諒，但似乎也多有悖論：既入刑罰，就已是犯罪，公安機關當然會嚴厲打擊，何須重申？而對于尚未入刑的“鬧法”，刑罰又奈其若何？眼下看來，有一點是肯定的：沒有獨立公信的醫療糾紛處理機構，“醫鬧”則不可避免。

     作者：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