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公安部統一部署北京、河北、山西等20個省區市公安機關開展集中行動，摧毀覆蓋全國、涉案人員眾多的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網絡。此類犯罪活動層次較多，關系復雜。總體上可分為源頭、數據平臺、非法調查類公司三個層次。部分地方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服務機構中有機會記錄公民個人信息的工作是泄露信息的“源頭”，隱藏較深。（4月26日《新京報》）

　　現如今，有誰沒受過垃圾短信的侵害：買車的打算還未付諸實際，鋪天蓋地的售車廣告就會來臨；稍打聽了一下樓盤的消息，立刻收到各種樓盤廣告；即將參加某類考試，立刻會有保證通過的廣告襲來……更為嚴重的是，這些鋪天蓋地的廣告中，不乏違法犯罪、設局詐騙的，上當受騙者何其多。顯然，買賣公民個人信息是違法行為。公安部以及地方公安部門重拳突擊售賣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行為，無疑是符合公民基本權益的，可謂大快人心。

　　買賣公民個人信息，之所以會形成如此龐大的市場，從“供需角度”來講，一方面賣者獲取信息太過容易。根據調查，售賣公民個人信息的不是別人，正是這些地方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服務機構的內部人員。無本萬利驅使這些“內鬼”樂此不疲。另一方面，市場的需求度大。通過大量發布廣告，不必所有人上鉤，只要有少數人相信廣告，售賣信息者或許就能獲得高額利潤。

　　公民個人信息被泄露，不得不接受亂七八糟的廣告不斷騷擾，似乎已經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嚴重的是，個人信息被泄露會直接造成公眾的經濟損失。這些“內鬼”能輕而易舉獲得這些信息，程序瑕疵（單位內部沒有建立相應的保護機制，隨意擺放公民個人信息）無疑是主要原因，但查處不嚴、懲罰過輕給“內鬼”帶來不良的示范效應，恐怕也難辭其咎。至目前，除了少數信息買賣者被輕微判罰之外，對于諸多個人信息泄露事件，信息主管單位基本上沒有進行過回應。

　　坦率來講，任何一件引起民意劇烈震蕩的公共事件，肯定有其“問題之流”與“問題之源”的兩大方面，治“流”不治“源”，只起一時之效而無法長久，治理時清澈，治理過后又恢復污濁。一直以來，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總是流于形式。這次公安部出擊個人信息售賣，實際上也是另一場“運動戰”，而“運動戰”最大的效果，只能對“問題之流”稍加干預，卻不能對“問題之源”產生根本性作用，不能斬斷牟利者靠買賣公民個人信息獲利的沖動，不從“問題之源”處下手，風聲一過，售賣還會進行。

　　公安部強力突擊公民個人信息被售賣案件，固然是值得肯定。但要從根本上改變公民個人信息得不到有效保護的現狀，需要的不是公安部的突擊。目前，我們缺乏一套更有效率的個人信息保護機制，這是造成售賣不絕的根源所在。針對能夠拿到公民個人信息的單位，幾乎沒有任何可以算得上強有力的約束制度，他們基本上不用為公民信息泄露承擔責任。因此，有必要為公民信息保護建立一套嚴格的執行標準與懲戒措施，不能只讓售賣者這一“臨時工”獲罪，須知，內部管理不善才是售賣者得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