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因無法忍受訪民胡連友、魏愛國多次發帖，控訴自己及其下屬涉黑、暴力執法等，湖南東安縣公安局局長鄭航等分別向當地法院起訴胡、魏二人誹謗，并要求其道歉。經東安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胡連友誹謗罪成立，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相較一些官員利用公權打擊投訴者，這種“依法維權”的做法，是否算法治的進步，引發爭議。

　　官員“依法維權”進步有限

　　本案所涉及的是公民與政府的關系，或更準確地說是公民對政府官員的監督問題。因此，最為重要的大概就是需要明確二者之間的基本規則。

　　首先，“誹謗”基本上不是“公共官員”為了“公共事務”可以使用的“武器”。一個人當他選擇了公共官員之位，即意味著一定程度上放棄了“隱私權”，負擔了接受公眾對其監督的義務。公民或媒體對政府官員的批評性言論，除非出于“明顯的惡意”，哪怕是失實或不屬實，都與“誹謗”無緣。在這方面，官員只有接受、澄清之義務，卻無訴諸“誹謗”之權利。

　　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官員起訴，利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這是法治的進步。我以為，相比于動用公權力的打壓，甚至“跨省拘捕”，這種做法是一種進步，但卻很難說是法治的進步。政府官員具有雙重身份：公與私，因而就有雙重行為。本案官員聲稱，“以公民身份起訴是為了撇清濫用公權力之嫌”，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起訴所為的仍是“公共之事”。如果以公民個人身份為個人之事，起訴“誹謗”可能成立，但以公民身份卻為公共之事，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另一種形式的“公權力的濫用”？ □張樹義（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官員可起訴，法院要謹慎

　　公安局長如果確實遭到惡意誹謗，可以訴諸法律途徑，但是法院在定罪過程中一定要謹慎。

　　公安局長是政府官員，法院不能像對待一般誹謗受害人那樣，發現被告的指控沒有確鑿證據就判決有罪，否則就無法保證公民通過憲法第35條賦予的言論自由來監督政府官員。

　　憲法第41條更明確規定：“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而網絡言論顯然是一種有效的監督方式。

　　但是如果發表不準確的言論就會受到法律懲罰，甚至像本案當事人這樣坐牢，那么就會對一般大眾構成一種“冷縮效應”，導致當事人即便有確鑿證據也不敢揭露，唯恐承擔法律責任。

　　報道顯示，胡連友在帖文中稱，他們是“希望通過網絡來公布真相”，而公安局長指“相關網帖有五點誹謗事實”，具體情形如何，需要當地進一步公開信息。只有當法院發現當事人有捏造事實、誣告陷害的主觀意圖，才能予以懲罰。 □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官告民”案異地審理更可取

　　據報道，胡連友曾向法院提出，要求異地審理，但是，從當前的審理情況來看，此案還是交由了當地法院進行一審。

　　雖然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法院整體回避，也沒有將公安局長是案件的原被告作為當事人申請回避的理由，但是，在實踐中，法院對一些特殊案件進行異地審理不乏先例，比如為排除行政機關對審判干擾，一些地方規定行政訴訟案件異地審理。

　　從本案來看，一是無論是公安局長還是公安局政委，都是掌握了核心的公權力，在當地具有很大影響力，如果案件在當地法院審理，他們對于審理案件的法官可能有著潛在的影響。而且，作為公檢法三家的司法機關，日常工作中經常要溝通聯系，也要相互依靠，這中間的人情因素很難排除。

　　二是胡連友十余年來與當地有關部門，展開了上訪與截訪拉鋸戰，想必在當地政府也是掛了號的“頭疼人物”，當地法院對于此案的審理，會不會要顧及當地政府的意見？

　　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固然是法治的進步，但對類似“官告民”的案件，要保證審判公平、公正，異地審理更為可取。 楊濤（檢察官）

　　在法治社會，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是值得鼓勵與提倡的，但是面對官民之間的法律糾紛，官員不妨寬容大度一點，相關工作不妨做得深入細致一點，對民眾的合理要求不妨盡可能地滿足，以增強公信力。 ——郭文婧（自由職業者）

　　構成誹謗有幾個要件，其中一個是行為人必須有捏造某種事實的行為，即誹謗他人的內容完全是虛構的。不知道胡連友所發帖子內容是不是純屬虛構，一點事實依據沒有？這得由上級紀委、檢察機關調查后才能下結論。希望當地法院公布詳細信息，如此才能服眾。 ——王學進（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