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行道路面塌陷墜入熱水坑被燙傷的楊二敬，4月9日晚因醫治無效離世。北京西城區稱，這起事件被認定為安全生產責任事故。

　　這是極小概率的飛來橫禍。但如果多想一下：一如普通市民的我們，或許也會遭遇此類風險，城市里密布的管網、生活中稠密的路線，風險概率是相

　　當的。田間地頭，或者街巷里弄，總有看不見的“雷區”，那么，受傷之后，權利救濟的路徑在哪里？

　　糾結的責任，可以由安監等部門闔棺定論，但細節里的問題是，相關方面為什么在事故責任問題上如此糾葛不清，這是不是意味著即便在他處，仍存在著因“責任不清”而導致的風險放任的可能？即便撇開直接責任方的職能不說，一個眼瞅著冒熱氣的風險源，一直呼呼往外冒熱氣，為什么連個起碼的警示標志都沒有？如今，楊二敬已經不幸離世，這究竟是一地的偶發風險、抑或在更多城市也有此類責任不清的“地雷”？在沒有明確責任的時候，公權為權益被侵害者提供了哪些救濟途徑？

　　無可諱言，后現代社會就是一個風險社會。恰如普里特威茨所說，我們已經對技術發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災難有了新的認識。換言之，我們在風險社會中認識到本來用來解決問題的手段，甚至也會引起新的問題。沒有人會對風險因噎廢食，但楊二敬之死，于公共利益來說，不能只是一則“非典型的社會新聞”，而應該警示更多現代服務提供者去反思——風險責任如何分攤，制度保險、商業保險等該肩負怎樣的權重？這些問題的答案，直接關乎我們每個人的安全與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