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調查，從“第一個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市，到之后陸陸續續進行試點的浙江慈溪、湖南瀏陽、寧夏銀川、寧夏青銅峽等地，包括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在內的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公示制度，雖然各地具體操作有較大差異，但結果卻非常相似——沒有結果。（4月4日《南方都市報》）

　  “零投訴”是否意味著“零問題”，恐怕誰都不能這么簡單地下結論。正如反腐學者、中央黨校教授林喆提出，“零舉報”恰恰是“效果不好”的表現，“說明現在所實行的公示方法有問題”。深究下去，公示方法存在的突出問題有兩個，其一是公示的范圍過窄，僅公布一部分或僅限于很小范圍內；其二是對公示的內容公眾缺乏有效的監督途徑。

　　從公示范圍看，在幾個試點單位中，公示都沒有做到完全徹底的公開。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區雖然規定了官員財產申報必須有非常詳盡的項目，但很多只限于內部掌握，只選取其中一部分在網上公示，公眾自然很難看到官員財產的全貌。再比如，浙江慈溪和寧夏銀川市采取的都是在內部公示的方式。

　　一旦監督主體都是“內部人”，那么監督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為在財產公示問題上，“內部人”之間并沒有相互監督的積極性，積極監督既不會讓自己受益，還有可能“引火上身”。損人不利己的事情，自然會無人問津。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情況下，“零投訴”根本不應該成為新聞，真正能夠成為新聞的是“有人投訴”。

　　另外，公眾對于財產公示內容缺乏有效監督途徑，更是官員財產公示遭遇“零投訴”的根本原因。按理說，通過官員財產公示暴露出來“不正當財產”，最大的受益人是作為納稅人的公眾，因此，公眾對于監督官員財產公示最有熱情。近些年來，全國“兩會”上每每有涉及官員財產公示的提案甚至爭議，都能引起公眾的廣泛共鳴，就是最好的例證。

　　事實上，官員財產公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要為公眾核實官員財產情況提供一個公開的資料，官員財產公示只是第一步，若要讓公眾積極參與監督，還要賦予公眾相應的核實權。比如，有專家建議，應當組成一個由群眾代表、財務部門、銀行和媒體共同組成的調查小組，對公示的信息進行核實。畢竟，在沒有專業調查組織進行核實的情況下，由于信息不對稱，公眾對于公示的官員財產基本上屬于“兩眼一抹黑”，即便想投訴也是“無從投訴”。

　　應該說，當前的“零投訴”，本質上還是這些試點更像是一種形式上的創新，而不是一整套系統的制度設計。于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而言，要真正發揮作用，需要一整套相互銜接的制度作為支撐才能實現。縱然，由于種種原因，官員財產公示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若干步走，但是不能變成“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講，“零投訴”意味著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