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形成一個社會共識：醫院和醫生應責無旁貸地將救死扶傷放到首位，患者、家屬和社會必須尊重醫院秩序、醫學規律和醫生人格，而政府和有關方面則理應負起自己應負的責任，一方面努力實現“患者有其醫”，另一方面應努力確保醫院秩序和醫生人身安全。

　　近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一名醫生被殺，引起廣泛關注和眾說紛紜。有人將之歸咎于體制，歸咎于醫療負擔過重，認為“看病難、看病貴”讓醫生成為替罪羊；有人稱醫生自己也應反思，某網站的民調稱，近七成參與投票者表示“醫務人員也應反思醫德問題”，還有人稱部分媒體不負責任的報道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些說法當然都不無道理，然而，把所有沾邊、不沾邊的矛盾都集中到一件事上，只能把本來就渾的水攪得更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被害醫生存在業務或道德范疇的過失，“某些醫生道德操守有虧醫生便該死”的邏輯倘能成立，則醫生和醫院方豈不是也可理直氣壯地以“部分病患逃避付費責任”為由，拒絕先行救死扶傷？至于“體制問題”固然存在，但“體制問題”絕非濫施暴力的擋箭牌，且醫患糾紛和因此引發的暴力并非中國所獨有，在沒有“體制問題”的國家中同樣存在。

　　在這一問題上必須形成一個社會共識：醫院和醫生應責無旁貸地將救死扶傷放到首位，患者、家屬和社會必須尊重醫院秩序、醫學規律和醫生人格，而政府和有關方面則理應負起自己應負的責任，一方面努力實現“患者有其醫”，另一方面應努力確保醫院秩序和醫生人身安全。

　　本周微博上出現了一樁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兩名武星的網絡口角引發雙方粉絲群混戰，并導致一名女影星被殃及池魚，因公開聲稱支持武星甲，而被武星乙的粉絲曝光昔日大尺度影像資料，最終刪帖、關微博，一走了之。

　　粉絲的行為非兩名爭執當事人所能控制，而被“示眾”的影星資料也是昔日公開商業發行、在網上流傳甚廣的“大路貨”，只要不“越界”，成文的法規、制度很難約束和規范這樣的行為。然而客觀而言，這種行為非但容易給原本不相干之人造成不必要傷害，且會令不少人對網絡社會產生莫名的恐懼感——誰也不希望自己整天生活在看不見摸不著、卻仿佛無所不在的攝像頭和竊聽器之下，不希望自己的個人信息在一個不可預知的時間，以一個不可預知的理由，被一個不可預知的人，隨隨便便地“展覽”在眾目睽睽之下。

　　要約束這樣的行為，恐怕只能依靠社會共識：如果大多數人都將這種“偷窺狂”、“暴露癖”當作異己，當作不齒的行為，不圍觀、不轉發、不附和，這種令人不安、卻又“不犯什么法”的行為，就會因沒有“銷路”而變得越來越少。

　　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校車安全管理條例(草案)》。

　　有“規矩”固然好，但徒有“規矩”也未必能成方圓，一次又一次血淋淋的教訓，已令社會達成“校車必須確保安全”、“政府必須對校車安全負責”的共識，但這是遠遠不夠的，“條例”可以約束不規范校車上路，卻無法確保每一個學齡兒童只要需要，都能坐上安全、負擔得起的校車，無法確保他們都能平安上學，平安回家。社會需要新的共識：政府有義務確保每個學齡兒童就學的“出入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