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時報特約評論員徐立凡

　　民間資本探出活路，成為經濟活動的新鮮血液，還有大量事情要做。

　　3月2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發出了推進金融改革、構建多元化金融體系的強烈政策信號。千呼萬喚聲中，民間金融獲得了“轉正”機會。

　　選擇溫州作金融改革試點，不僅是因為溫州民間資本具有上千億元的強大規模，還因為近年來隨同宏觀經濟形勢的演變，溫州民間金融上演了一出出引起強烈關注的悲喜劇。“吳英案”引發的空前討論，溫州老板的“跑路潮”，無不表明，處在狹小甚至地下環境中的民間資本，在對其金融活動的性質、資質、利率區間等等缺乏明確政策界定的情況下，可能帶來什么樣的風險。最不和諧的對比畫面是，在若干中小經濟實體嗷嗷待哺生存困難的同時，大量民間游資階段性地集中對某一類投資品種狂炒，直至價格完全失真，在政策試圖禁止民資投機之時，民資又涌向高利貸牟利。

　　民間資本是禍水還是活水，不在民資本身，關鍵看政策怎么引導。這是溫州金融改革最需要找到的答案。現在，政策信號已經釋放，“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和“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等任務的提出，為民間金融由非法轉為合法提供了路徑。

　　但是，僅僅提出原則還不夠，如果缺乏明確的法規政策細節，任意解讀溫州金融改革的內涵，那么這場事關全局性金融改革的試驗，就會冒更大的風險。

　　比如，民間放貸行為需要什么樣的資質才合法？民間借貸利率不得高于銀行4倍否則視為非法要不要修改？民間個人直投的資金流向應該如何監管？民間借貸行為是否應該制訂規范的合同文本以防止爭端？定向借貸行為與非法集資的法律界限在哪里？

　　民間金融的陽光化、合法化，只有在完善的法律體系保障下才能陽光，才能合法。所以，溫州金融改革既需要鼓勵實踐中的闖，也需要加快法律補充進程。實際上，現在主要的問題不是闖，而是立法。溫州資本過去已經闖出了無數的經驗教訓，但法律建設要滯后得多。隨著試點的鋪開，已經醞釀到第五版的《放貸人條例》，以及“村鎮銀行”等配套法規，也到了提速之時。否則，對金融風險已心有余悸的民間資本仍可能置身事外，與這場重大試驗不合拍。

　　即使民間金融合規地陽光化，能否令活躍的民間資本投身于實體經濟中而不是投機活動中，與調控政策的走向趨于一致，是另一個難點。這要求實體經濟環境的進一步改善，特別是政策環境。

　　民間資本探出活路，成為經濟活動的新鮮血液，還有大量事情要做。制度建設，是需要立刻生產的探路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