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針對網上“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的討論，全國人大代表、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表示，“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成熟社會的中堅力量，是消費社會的基礎。這個群體應該是富有活力的，但是現在，他們陷入了某種群體性焦慮。”

　　中等收入群體是哪些人？全國政協委員、聯想集團董事會主席楊元慶對此有解釋，“在國外叫中產階級，在中國就是中等收入”。但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是無法等同于國外的“中產”的，雖然國外的“中產”受經濟增長放緩等因素影響也存在焦慮情緒，但他們在教育、醫療、失業保障等方面，還是無需太多擔心的。反觀國內中產者，不但要為車貸、房貸操心，在養老、教育、醫療、失業等方面更是一個也不省心。在中國，富人過的是中產的生活，中產過的是低收入者的生活——這么比喻并不夸張。

　　有段時間，中產的話題很熱，但談多了發現這個話題更像個笑話。比如，社科院發布的“2011年城市藍皮書”，稱2009年我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已達2.3億人，但一個有力的反證是，個稅免征額提升到3500元之后，達到繳稅標準的人數才有2400萬，連繳個稅的資格都沒有，何談2.3億中產階層？亞行發布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報告，估算出中國中產階層人數為8.17億，此數據一亮相引起一片嘩然，很多網民稱自己“被中產”了。

　　對于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焦慮，兩會代表認為這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有關，也和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沒覆蓋到中等收入者有關，“前有狼、后有虎”，中產者不焦慮才怪。但焦慮的僅僅是中產者嗎？十大最累工作公務員居首，富豪當中已有27%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低收入群體為菜價、看病而苦悶，在整個社會彌漫的焦慮氛圍中，無人能獨善其身。

　　有觀點認為，作為橄欖型社會的中間構成部分，中產階層對于保持社會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關注中產者的焦慮很重要，但其他群體的情緒一樣不容忽略。去除中國社會的焦慮病，需要一個一攬子計劃。

　　在這個一攬子計劃中，不能簡單地只解決生活成本和社會保障問題，這兩個問題雖然最為重要，但如果不從精神上讓所有群體放松下來，即便衣食無憂、居有其所、老有所養，也照樣無助焦慮氛圍的緩解。一個很淺顯的道理：焦慮是一種情緒病，物質治標不治本，想要最大可能地解決這種情緒病，最終還要回歸本源，從提升人們的幸福感入手，創造一個放松的、具有高度安全感的社會。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對公正、公平的追求自然是首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