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個標題為“Kony 2012”的視頻在網上瘋狂流傳，觀看者過億，這是一部揭露了烏干達反政府武裝圣靈抵抗軍首領約瑟夫·科尼(Joseph Kony)對大量兒童的暴行的視頻。

　　實際上，Joseph Kony的暴行早已被揭露，在一些影視作品中也有表現，國際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在七年前便已下達，遲遲得不到解決只是暴露了國際社會尚未發展出預防和矯正此類暴行的政治機制，這一點在波斯尼亞、索馬里和盧旺達的歷史中，早已展露無遺。

　　這一次的不同在于，病毒營銷的傳播手段，把它變成了大眾輿論熱點，從運作方式看，該組織顯然對目前的傳播環境和西方大國的政治游戲法則有著深刻的領悟，運作成功的可能性不小；不過，即便這件事最后果真做成了，盡管它本身令人欣慰，但世人卻沒有理由因此而對國際社會處理類似悲劇的能力，改持更樂觀的看法。

　　因為妨礙國際社會干預盧旺達或類似悲劇的那些因素，并未因此而消失，假如我們希望未來有所不同，首先需要弄清這些因素，并澄清種種誤解；第一個誤解是：沒人關心非洲的事，是因為那里沒石油；這是錯的，非洲在美國政治日程上排序靠后，是因為那里太窮太落后，買不起大殺傷力武器。認識到這一點，你才能理解為何美國積極干預中東、阿富汗和北非，這確實與石油有關，但不是以通常所理解的方式，若僅僅為了石油供應，獨裁者更容易收買，油價也可更低。

　　第二個誤解是：政治家面對悲劇時的冷漠縱容了暴行；同樣錯了，政治家或許會很冷漠，但決不會放棄做英雄的任何機會，沒人比政治家更愛扮演救世主、更愛出風頭、更愛打仗，阻止他們這么做的原因不外乎：無數血淋淋的慘痛教訓告訴他們，實施此類干預不會讓你成為英雄，或者頂多做上幾天的英雄，而付出的代價則是：在余下任期中成為過街老鼠、以落水狗的窘態度過余生、以劊子手和戰爭販子垂名青史。

　　面對悲劇，記者和觀察評論家與政治家的關鍵區別是：他們只需要說，不需要動手，因而可以輕易避免那些“臟手”的環節；這一點從他們的慣用句式中便可看出，他們喜歡使用被動語態：這種情況必須“被”改變，這種惡人必須“被”阻止，和平必須得到恢復；可是誰來阻止？需要做什么才能阻止？和平能在不發動另一次戰爭的情況下自動恢復嗎？

　　所以，真心的干預者要想改變局面，只能發動一次戰爭，讓自己成為按下戰爭按鈕的那個歷史罪人；而戰爭一旦發動，你又負上了重建當地秩序的責任，這意味著你必須用武力鎮壓各種破壞秩序者，這些都是沒人愿意沾手的臟活；戰爭和鎮壓難免有傷亡和誤傷，十幾萬大軍難免有情緒不穩定、精神不健全或品行惡劣的士兵，做出些罪惡的勾當，在和平主義評論家和抗議者眼里，所有這些血債，都是記在你頭上的，而那些當初指責你坐視不管的人，理直氣壯控訴你的戰爭罪行，而絲毫不覺得自己有什么言行不一之處。

　　正是輿論氛圍中的這種內在不一致，讓政治家在面對悲劇時陷于兩難境地，加上本國士兵的傷亡所帶來的政治成本更高，結果誰都不愿去按下戰爭按鈕；況且，普選制所篩選出的政治家，多半傾向于追隨大眾倫理，而不會過分堅持自己內心的道德標準，這樣，指望他們憑借自身道德勇氣而承擔由此帶來的政治、倫理和歷史代價，就更渺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