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提出“三公消費禁喝茅臺”提案，惹惱了茅臺酒廠。在新聞發布會上，茅臺股份公司總經理反問：“三公消費禁止喝茅臺?那么我請問你，三公消費應該喝什么酒?”該總經理繼續說：“我們(貴州)省委書記也說過了，如果三公消費不喝茅臺，那么你去喝拉菲嗎?”多么理直氣壯。官員們吃公務飯是必須喝酒的。這位總經理和省委書記說出了這個時代的慣例：無酒不成席。這是什么時候形成的官場慣例?大約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愈演愈烈。

　　說起來，倒也不是新鮮事。早就三千年前，中國就出現過一次讓人吃驚的景象，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中用“以酒為池，縣肉為林”描述商紂王的“長夜之飲”。司馬遷所描述的諸多現象，如今也并不罕見，其內在的邏輯，一言以蔽之，這個時代的基本精神是物質主義。人們相信，人的唯一真實的存在就是作為物質之肉體，精神是虛無飄渺的。因此，人生的唯一價值就是滿足肉體感官之欲望，能滿足這欲望的只有外在的物質。

　　這物質首先是聲、色，它們直接對應于人的最本能的感官，其所帶來的感官滿足是最強烈的。所以，眾多被揭露出來的貪官，幾乎無不沉溺于聲色。財則可以購買到這兩者，所以，敗壞的官員普遍愛財。這些敗壞者也十分虛榮，他們希望別人仰慕自己，所以，他們喜歡建造宏大的宅第，喜歡奇異的玩物。

　　而所有這些物質滿足過程都離不開酒的刺激。酒的基本功能是抑制精神的自主控制能力，而增加感官的敏感度，讓人投入于追求感官滿足的生命過程中。感官有這樣一種性質：效用遞減，敏感度會不斷減低。而共同的享樂則可以增加滿足程度。這就是太史公最后一段話的含義：酒將解除人本應有的羞恥感，而讓一群人共同投入純粹的感官滿足中。這樣的場景，在現代諸多酒場都可看到。

　　可以說，群體性縱酒，尤其是精英的群體性縱酒，是物質主義時代的典型標志，它折射出精英的貪婪、無恥與心態。精英的群體性縱酒一定伴隨著其私人生活之混亂，瘋狂聚斂財富，濫用權力和權威，傲慢而冷酷地對待普通民眾，以及最重要的，對共同體秩序之不負責任。

　　正因為見證了商末縱酒所導致的失序，周武王聲討商紂王的一大罪責就是“淫酗肆虐”，周公在他的弟弟康叔被封到殷人居住區時，專門制作策命《酒誥》、《毋逸》，歷數殷人縱酒所導致的嚴重倫理與政治后果，進而嚴禁周人在祭祀娛神之外飲酒。而在此相關論述中，周公再三提及“敬”。

　　縱酒是“逸”，也即放縱身體和心靈，“敬”則與“逸”截然相反，始終保持精神在一種嚴肅、緊張的狀態，身體因此也獲得條理。周公要求周人當敬于神，敬于身，敬于事，敬于他人。可以說，一切美德都是以敬為基礎的。經過周初圣王之教誨，“敬”成為周人精神之基底。這一點被儒家所承繼。經由儒家的教化，也成為中國人精神之基底。比如，程朱教人修身的功夫，也就是“主敬”而已。“敬”正是中國文明保持頑強生命力的精神根源。

　　因為敬，傳統社會精英群體，也即儒家士君子，對于酒始終保持戒心。歷史上，精英的群體性縱酒偶有出現，比如魏晉之際的所謂竹林七賢，或者明末西門慶式人物。但放到歷史大視野中，這只是插曲而已，而這樣的時代，總是亂世或者制造亂世。

　　不幸的是，到20世紀中期，這一精神傳統中斷了，人們逐漸不知道“敬”為何物。物質主義成為時代之主流精神，盡管其間發生過巨大的變化。這個物質主義把人化約為純粹肉體的存在，于是，縱欲就成為上等生活的標志。酒就是這種物質主義生活的象征和催化劑，精英的群體性縱酒蔚然成為一種風氣。酒類廣告在各類媒體上占據顯著位置，官場、商場上已經無酒不成席，普通民眾似乎也把縱酒當做生活的榮耀。

　　精英群體性縱酒之后果，已經顯而易見了。有識之士已經發出了結束這種荒誕現象的呼聲。建立約束性制度，比如從財政預算上控制公務消費開支，當然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不過，與此制度建設同等重要的，還有時代精神之省思與改造，尤其是精英群體心靈之改造。而這種改造，只能通過回歸的方式完成，那就是重溫經典，重新找回塑造了中國人之特有精神氣質的“敬”。有了這樣的敬，精英的群體性縱酒之精神基礎將不復存在，而所有美德也將獲得一個穩固的基礎。這一點是精英自救的唯一法門，也是中國社會完成秩序再造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