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題五 改革共識：改什么，怎么改

　　大多數人對“要加快改革”達成了共識，但是對“改什么”和“怎么改”，仍有爭議。比如，雖然人人都在說改革，但每個人對改革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樣：國企領導嘴中的“國企改革”跟輿論期待的“國企改革”，其內涵肯定是不同的。這樣的討論，反映了當下社會對改革的認知：每個人都意識到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可對改什么、怎么改、選擇怎樣的路徑和模式、達到怎樣一個改革目標，存在著諸多不同意見。面對諸多困難，各種思想和觀念激烈交鋒，現實問題錯綜復雜，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需要形成怎樣的改革共識?

　　對于現在的中國國情來說，已經進入發展新階段，改革進入深水區，面臨著大國崛起的煩惱。一方面，改革的阻力和困難已經遠遠大于鄧小平時代;另一方面，人民的要求越來越多、越高。當前，面對諸多困難，各種思想和觀念激烈交鋒，現實問題錯綜復雜，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還需要加強改革的共識

　　選擇發展道路的進程并不一帆風順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奪取政權后，面臨著最重要的三種道路選擇：一是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二是走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三是走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希望能夠走出一條有自己特點的國家發展道路，但后來還是選擇了走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

　　毛澤東去世后，“四人幫”問題解決，鄧小平第三次出山，中國面臨著新的歷史性轉機。當時，中國又面臨著最重要的三種道路選擇：一是繼續走老路，即堅持毛澤東晚年的政治路線，實行無產階級政治下的繼續革命;二是走斜路，即徹底西化，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三是走新路，即走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廢棄了極“左”路線，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從而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但是，選擇和探索新的發展道路進程并不一帆風順。“左”的東西經常冒出來嚇唬人，甚至以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自居，以捍衛社會主義純潔性為名義，亂扣各種“政治帽子”，打擊、壓制和整肅解放思想的干部和人們，干擾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國內國際風云變幻的年代，認為改革開放搞斜了的錯誤思潮甚囂塵上，有些人把許多發展中的混亂和問題完全歸罪于改革開放。在有些人眼里，只有退回到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年代，中國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面對如此混亂的思想，能不能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能不能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就成為了需要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回答的重大問題。

　　20年前，鄧小平到南方視察，以一個88歲老共產黨員的身份回答了這些問題，回應了各種“左”的思想的挑戰，堅決抵制和剎住了“左”的思潮泛濫，斬釘截鐵地強調了“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這為中國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支撐和政治環境，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船破浪前進指明了方向。應當說，正是從那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和聲音才逐漸強大起來，并經過全黨的討論，載入了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四大上所做的政治報告中，得到了全黨和人民的擁護。正因如此，我們說，在小平思想指引下，黨和人民開啟了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道路。

　　中國經濟轉型的經驗比俄羅斯更好

　　上世紀90年代初是社會主義的多事之秋。最早是柏林墻倒塌，接著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垮臺。與此同時，前蘇聯解體、改旗易幟。面對當時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一些人總結“蘇東巨變”的教訓，認為是改革開放導致了社會主義的垮臺。他們甚至還要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外再搞一個“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

　　面對各種壓力，小平在南方視察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發展是硬道理，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可以和社會主義結合;要堅持共同富裕的理念，努力縮小貧富差距，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小平的思想對當今中國發展前行仍然有巨大的指導意義。從后來的實踐看，中國在經濟社會轉型問題上打破了“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獨有、獨享的神話，也打破了社會主義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的僵化邏輯。正是因為有了“社會主義”與似乎是資本主義獨有的“市場經濟”的結合，才有今天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才有今天的綜合國力的大幅躍升，才有了黨的領導權的鞏固和加強。正因如此，我們說，小平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規劃了戰略方向和基本路線圖。

　　這個戰略方向和基本路線圖再具體展開，有如下主要方面：一是通過堅定的漸進式改革引入市場機制，“摸著石頭過河”，形成試錯和糾錯的機制以減弱風險，做到小步快走不停頓，形成市場和開放覆蓋全社會的運行機制。對私有化不迷信，不采用“休克療法”，不搞一次到位的全面私有化。而是通過強化市場對要素的配置和激勵，逐步破除計劃體制的弊端，形成前所未有的分散決策網絡和競爭機制，在經濟增長中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二是在不斷發展中堅持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價值觀來約束完全自由放任市場機制的負面作用，努力發揮政府和社會的調控功效，追求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在保持強有力的政治控制系統和社會公平的基礎上推進改革開放，使利益關系調整約束在社會和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增強社會適應彈性。

　　三是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推動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各自的比較優勢，探索市場經濟提升競爭績效與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雙贏機制，發揮1+1>2的組合效應。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發展完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而發展完善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又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動力，最終實現兩者的和諧統一。這就使得整個改革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找到了支撐點，解決了前蘇東國家沒能解決的難題。

　　從中俄兩個大國經濟轉型比較看，中國的經驗更好。首先，政治秩序轉換的方式不同。中國和俄羅斯為代表的兩種不同的轉型方式，使其區別開來的最顯著的現象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全都出現了政權更替，共產黨普遍失去了執政地位，一夜之間引入“真空”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被拋棄，一些國家先后解體，出現了劇烈的社會動蕩和動亂，有的國家還爆發了戰爭;而中國堅持了社會主義原則，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則沒有出現這種嚴重的秩序混亂。

　　其次，兩國政策的設計約束側重不同。克里姆林宮的“休克療法”，大面積的私有化，宏觀政策和法律體系的不到位，加劇了俄羅斯的腐敗和混亂，加劇了政治斗爭和貧富差距，使得經濟大幅衰退，金融寡頭“盜竊”國有資產，國家出現“空殼化”。中國市場化改革，是逐項的、部分的、增量的改革，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創造出一條“非資本主義”的制度創新之路。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當前需要哪些改革共識

　　對于現在的中國國情來說，已經進入發展新階段，改革進入深水區，面臨著大國崛起的煩惱。一方面，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各種矛盾開始顯現，經濟利益差別明顯，社會問題錯綜復雜，社會群體對改革心態和意愿出現分化，改革的阻力和困難已經遠遠大于鄧小平時代。另一方面，在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條件下，國家的管理、政策和規劃的協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復雜。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要求越來越多、越高。當前，面對諸多困難，各種思想和觀念激烈交鋒，現實問題錯綜復雜，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還需要加強改革的共識。

　　一是到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以社會建設為中心?到底如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小平講“一百年不動搖”，我們必須長期一以貫之地堅持。近年來黨和政府加強了社會建設，有些人對此產生了誤解。似乎強調以人為本，講社會公平和諧，注重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讓人民群眾分享發展成果，就不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應以社會建設為中心。有些人將效率與公平關系對立起來，甚至認為“切蛋糕”應該優先于“做蛋糕”，不顧我國現實國情，提出一些超越發展階段的主張，甚至有民粹主義的傾向。還有些黨政領導干部片面強調本地區自身特殊性，追求GDP增長的短期政績和表面繁榮，忽視民生和兩型社會建設，甚至不惜犧牲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

　　二是到底是強化政府控制還是注重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如何走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改革初期政府有必要發揮主導作用，到了現在，這種政府主導型模式的使命已經完成，我們應該擺脫特殊利益團體的掣肘，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推進市場改革。但有的人把政府職能與市場作用相對立，強調人為干預而輕視深化市場化改革。似乎講發揮政府作用，就只是政府主導市場，政府控制資源和強化審批，不重視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忽視市場機制在實現科學發展中的基本決定作用。有的人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簡單歸結為政府主導市場的成功，甚至認為這就是“中國模式”。這些年，資源和要素價格改革的推進乏力，行政性壟斷和資源性壟斷改革緩慢，社會熱議的“國進民退”問題等，都與這些認識有關。由于改革進入利益協調和博弈時代，特殊利益團體既不愿意退回到改革開放前，也不愿意改革的繼續深化，以維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吳敬璉批評的“權貴私有化”問題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權力缺乏制約而導致的社會腐敗問題、利益分配滯后帶來的分配不公問題引發了社會不滿，如果不走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這種態勢就會對國家前途和未來構成嚴重威脅。

　　三是堅持改革還是退回到計劃經濟年代?發展市場經濟和建設民主政治的方向有無錯?有些黨員、干部對經濟體制、行政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等方面的綜合配套改革的迫切性認識不足，甚至把政治體制改革和公民社會建設視為禁區，認為執政黨推進改革就是作出讓步，會慫恿民眾提出進一步改革的要求，很容易像滾雪球似地形成不利于執政黨的領導和現代化建設的革命運動。還有些黨員、干部將我國現階段出現的一些新矛盾、新問題歸咎于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對貧富差距缺乏實事求是的分析，進而懷疑改革方向，對毛澤東時代的“一大二公”無限懷戀。理論界還發生了“民主是好東西”還是“民主是壞東西”的激烈爭論，甚至還出現了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評功擺好的荒謬言論。正因如此，有些黨員、干部對改革攻堅缺乏信心，擔心改革被鎖定。

　　四是到底如何形成新的改革共識?如何喚起民眾改革意識，聚集改革新動力?尋求改革新共識，聚集改革新動力，是有效破解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的關鍵。由于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受到短期外部和內部環境的影響而出現思路分歧，加之經濟體制、行政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等方面的方案和實施機制設計不完善，統籌協調綜合配套不到位，改革動力明顯不足，改革措施難以落地，收入分配、行業壟斷、財稅改革、金融資源調整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緩慢。

　　面對日益緊迫的“發展以后的問題”，面對“四大危險”與“四大考驗”，黨和政府所承擔的領導責任，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繁重。爭取戰略機遇期，實現改革攻堅，需要加強改革頂層設計和頂層推進，做好各項改革的協調工作：一是建立科學規范的決策和推進機制。二是建立改革的綜合配套和協調機制。三是使改革沿著規范化、法治化軌道發展。四是把好的地方改革經驗上升為國家政策。為更好地推進改革，必須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克服部門利益對改革的影響。二是克服地方利益對改革的影響。三是克服行業利益對改革的影響。

　　爭取戰略機遇期，實現改革攻堅，需要更加注重統籌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與沖突，重點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其中，重點是什么?重點是依靠發展、改革和調節等多方面的手段，來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所面臨的問題。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