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今日將交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表決。可以預想，刑訴法的這次“大修”，將會順利獲得表決通過。

　　過去若干年間，類似“躲貓貓”等現象迭出，以及佘祥林、趙作海等案件的發生，暴露出刑事訴訟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弊病。而在這些冤案的背后，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對于私權保障仍然不夠等問題凸顯。

　　同時，刑訴法過于概括，更多是原則化而缺少具體法條指導，這使得在實踐當中約束效力有限，不利于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或是對公權的濫用約束不夠，進而導致私權的空間受到擠壓。刑事訴訟法再修的必要性確實十分充分。

　　作為一個國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國與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刑事訴訟法的此次修改，已選擇了基本目標與取向。即，刑訴法“大修”當充分彰顯程序正義，兼顧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兩大價值目標。透過刑訴法修改過程中出現的大量反饋意見，也不難看出，公民權利意識日益增強，此次刑訴法修改確實需要比以往更加注重個體權利。

　　刑事訴訟法制定于1979年，其時的立法價值取向偏重于維護國家追訴權力，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的個體權利保護重視不夠。到了1996年，刑訴法作了首次大修。這次的修改，對被告人權利的關懷有較大增加，并確立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原則，從中亦可看出，伴隨著社會的變遷，一部法律在立法主旨上呈現出的變化，也正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相比于1996年的修改，刑訴法第二次“大修”，修改補充的條文較多，修改的面較大，包括完善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以及特別程序等多個方面，均有涉及。如果說，兼顧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是本次修訂的兩大價值目標，那么，加強“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則被期待成為改革和完善我國刑事司法體制的基本價值取向。

　　無疑，這樣的理念，反映出的是立法者對強化個體權利保障的價值理念有明顯的共識，并著力實現公權與私權的重新“配置”調整。盡管這樣的調整很有可能在具體的實踐中遇到矛盾，但對私權的張揚，保護公民“免于恐懼的自由”，是一個重大進步。

　　總體來看，刑訴法的此次修改在不少方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下大力試圖解決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的問題；進一步完善辯護制度，強化律師作用，等等。在刑訴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大會審議表決前夕，人大法律委員會還對修正案草案進行了審議，并建議對修正案草案作八處主要修改。

　　因此，這樣的一個法律“大修”工程，對于修復執法漏洞、重建司法威信、推動法制化建設，意義是明顯的，也與刑事訴訟的現代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大方向相吻合，并更多體現了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如何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雙重價值目標間尋求均衡，那則是另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

　　當然，也不能回避，在這次刑訴法“大修”征集意見的過程中，法律界內外都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對于個別條款，也有一些爭議存在。涉及到逮捕、拘留、監視居住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條款，更是引來了激烈的爭議。

　　從這些爭議來看，一些輿論擔心的仍是私權的空間被公權擠壓，本質還在于對公權濫用的擔憂。應該說，相關擔憂不無道理。公權濫用——比如警察權的濫用問題，在過去幾年間出現了不少有影響的案例。在這樣的爭議面前，立法者當積極回應關切，重視爭議，慎重把握，使得刑訴法的這次重修，真正推動中國刑事法治文明的建設，成為法制建設的一個里程碑。

　　一花一世界。一部刑訴法的“大修”，當中自有私權保障不斷張揚的隱喻。法律不可能完美，但公眾會期許一部接近完美的刑訴法，能夠約束公權，真正保障個人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