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時而會有一些人士呼吁央行發行500或1000元的大面額紙幣，比如經濟學家茅于軾就長期堅持這項建議，最近，這一呼聲又在兩會提案中出現，宗立成委員為此提出了三條理由：便于攜帶、節約流通環節的時間、節約紙張；不過，胡曉煉副行長在新聞發布會上，再次聲明近期不會發行大面額紙幣。

　　這一選擇是明智的，目前的情況下，確實沒有什么靠得住的理由發行更大面額的紙幣；有人說，自從1988年發行百元紙幣以來，收入和物價都已上漲了很多倍，紙幣面額應順應這一變化；可是，這種說法忽略了兩點：首先，當初發行百元紙幣時，并不僅僅是要適應當時的支付需要，它已經考慮了未來的需要，很可能，百元幣在起初的使用頻率是不經濟的，如今的頻率才合適。

　　其次，在1988年，我們的支付手段還非常單一，很少有人擁有銀行卡，也很少有商家接受它，更沒有網絡支付，而現在，我們有了紙幣之外的大量替代手段，特別是對于大額支付，這些新型手段遠比紙鈔更方便也更安全；所以，紙幣的最大面額，無須與收入和物價水平同步，只須與現實中頻繁發生的交易的支付規模同步即可，因而在特定技術條件下何種面額是恰當的，需要由經驗來回答。

　　然而各國的經驗卻顯示，我們不需要500或1000這么大面額的紙鈔，相反，經驗表明，目前支付技術條件下，約當于人均GDP千分之二的最大面額已足敷使用，而超出人均GDP千分之十的面額則是大而無當的，在各大主要貨幣中，只有歐元有500元大鈔，美元和英鎊都只有百元鈔，日元最大面額一萬，近似于百元美鈔。

　　一個更有啟發意義的例子是港元，按上述GDP標準，港幣的最大面額500元就夠了，實際上，港元早就有了千元大鈔，可是，有大量證據顯示，千元港鈔的發行是個很大的失敗；和所有大面額紙幣一樣，千元港鈔從誕生之初起，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偽造，面額越大，偽造的收益率便越高，而紙幣克服偽造問題的終極手段是規模優勢，用巨大的規模一方面攤薄自己的印制成本，一方面稀釋偽幣，使得實際流通中的偽鈔比例降低到普通交易者能夠接受的程度。

　　所以，當紙幣因面額過大而缺少足夠的流通量因而無法將偽鈔稀釋到足夠低水平時，它就會喪失交易者的信任，而同時增加了自己的單位印制成本，從而進入一個惡性循環，最終失敗退出流通；實際上，過去十幾年千元港鈔正是處于這種尷尬境地，許多市民和商家都拒絕接受它，大部分柜員機也不提供千元鈔，其發行量始終處于低水平并有萎縮趨勢，發鈔行也逐步在用500元鈔取代它。

　　除了偽造，大額紙幣的另一個問題是找零困難，試想，為了達到與以往同樣的找零滿足率，比如至少能應付連續三筆最大鈔支付，商家需要在錢柜里至少保留20多張百元鈔，而以前則只需要保留百元以下的零鈔，這樣一來，便大幅增加了社會的現鈔持有量；同時，大額紙幣的出現相當于擴大了每個錢包的容量，降低了攜帶單位紙幣的成本，這同樣會增加社會總現鈔量。

　　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大批商家已經用銀行卡取代現鈔的需求做出了反應，倒是那些對市場需求向來反應遲鈍的國企和政府機構，已成為制造這些不便的主要來源，比如國營加油站遲遲不接受銀行卡支付，盡管如今的油價已讓每次加油的支付額高達三四百甚至過千，還有各種公共事業、行政收費和罰款，也很少有支持現鈔以外支付手段的，即便有，也常常因限于指定銀行而帶來比現鈔更大的不便。

　　21世紀經濟報道評論員 周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