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表示，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干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一些地方政府秘書長有十幾個，每個秘書長都要給房子，配汽車，這些支出最終都是老百姓買單。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么多官啊！

　　劉錫榮說，４年前全國公務員是６００萬人，現在已經增加到１０００萬人，一年多１００萬人，這里是指純粹的公務員性質。而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２００５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中國實際由國家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性質的人員超過７０００萬人，官民比例高達１：１８。時隔７年之久，財政供養人員數量大幅上升，官民比例也將更高。

　　從歷史數據來看，官民比例在西漢時期是１／７９４５，東漢是１／７４６４，唐代１／２９２７，元代１／２６１３，宋代大體介于唐明之間，明代１／２２９９，清代１／９１１，建國初１／６００。由此可見，當下處于官民比例最高的時代，納稅人所供養的人員太多，已成為社會無法承受的重負，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逆轉“官滿為患”的現狀，聽憑其繼續發展下去的話，或將帶來系統性風險。

　　我國實施過多次“精兵簡政”行動，每次都精簡掉一大批冗員，合并許多機構，但效果持續很短，往往數年之后就會反彈，甚至大幅超越過去，導致財政供養人數日益增多。現實中，也有媒體多次報道各地體制冗員亂象，比如四川巴中貧困縣縣長“陣容豪華”，４縣區超配正副縣長共４４位；遼寧鐵嶺市曾被曝有９個副市長、２０個副秘書長；河南新鄉市有１１個副市長、１６個副秘書長。如此機構人員超配、超編的現象已非常普遍，民眾也逐漸見怪不怪了。

　　“官滿為患”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導致政府財政壓力加大，用于財政供養人員的工資、福利、保障等方面的開支增加，必然會擠壓其他方面的支出，特別是影響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目前，我國社保體系呈碎片化格局，各階層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差距太大，公務員階層處于金字塔的頂尖，無需繳納費用就可享受到最優厚的福利保障，無疑是對其他社會階層的不公平。

　　如今，公務員已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就業方向，導致“國考”逐年升溫，越來越多的人想吃“財政飯”。青年熱衷“拼爹”當官，愈發不思進取，社會整體創業欲望下降、創新動力不足，已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攔路石。“官滿為患”還造成體制臃腫，工作效率低下，各方利益爭奪加劇，導致腐敗叢生，政府運營成本太高，財政收入逐年快速增長，致使民眾負擔日益加重。因此，從大局著想，必須嚴格控制機構人員編制，清理體制冗員，嚴格執行財政收支預算，打造節約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