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活熊取膽的爭論，讓我想起一段逝去已久的往事。生活在鄉村的漫長的少年時代里，我曾認為勇氣的主要表現是敢于殺生。為了磨煉自己，成為一個勇敢有用（那時候我覺得這是一碼事）的年輕人，我接受了父親的鼓勵，主動請纓去殺雞。把一件尋常的事情上升到理想人格的高度，對提升技術水平當然有明顯的幫助。我很快出落成嫻熟冷靜的小號屠夫。此后的幾年間，我從年輕婦女那里接過一只只熱乎乎、掙扎中的土雞，還給她們冰涼的死雞和一碗雞血，由此收獲的感謝是微不足道的———我只是為超越自我而感動。

　　家禽畢竟太溫順了。以一個農村孩子的眼光看來，它們在食物鏈上的位置決定了它們的命運。山野中并無洪水猛獸，最可怕的也不過是蛇。春天一到，爬行動物離開巢穴，蛇開始交配、產卵，性讓它們激動，也讓它們變得軟弱可欺，我舉著棍子，沿著水溝，一條接一條地把它們擊斃在溝底或草叢中。死去的蛇扭曲著身體，令我的興奮夾雜著驚悚。

　　弱者突然爆發出殘暴一面，其心理學上的起因很可能仍然是恐懼，但在我父親看來，這種無必要的惡，乃是道德上的缺陷———他正在耕田，突然丟下犁把沖到我面前，從我手上奪下竹棍，面容因為咬牙切齒而扭曲。

　　懾于他突如其來的暴怒，我的手軟了。多年以后，我還記得他說的話，“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罩紗燈”，但當時只是讓我感到不解和迷惑。現實生活并不像父親的順口溜那樣慈悲。螻蟻和飛蛾的生命如此卑賤，幾乎一直以來都是孩子的玩具，我如何能理解他那種有所不為的樸素哲學？

　　殺生這種事，也有用進廢退的問題。過了幾年，我開始在學校寄宿，興趣轉向，從此告別了嗜血的生活。時間一久，絕活生疏，偶爾對著一只雞也躊躇良久不敢下手，碰上熟練的殺豬師傅露天作業，還會心動過速，兩眼一黑———并不僅僅是場面血腥，也是這種情景刺激了我的不忍之心。

　　人類的不忍之心沒有什么道理，除了動物本能，更多是習俗。除了宗教的戒條（大乘佛教禁殺生）的影響，或者某種理想人格的投射（儒家倡導“君子遠庖廚”），還有些是情感因素，或者文化中的道德禁忌使然。這些因素乃至傳統的食物結構，都會對我們的行為產生規制。但歸根結底，我們乃是有理性的人類，與一條蛇狹路相逢的時刻，制服它也許需要足夠的勇氣，但在絕對安全的情形下虐殺一條蛇，或者哪怕是虐待一只注定要挨刀子的雞，都是無必要的惡行。

　　這當然是有爭議的話題。魯迅為此寫過《倒提》，有人覺得，針對食用動物的臨終關懷未免虛偽，是因為他們沒有搞清楚虐待和吃肉的基本區別。對我父親來說，缺乏不忍之心的人是可怕的，這和他吃不吃肉毫無關系。說到這里，我不想爭辯熊膽到底有沒有藥用價值，但既然人造的化合物完全可以取代熊膽，繼續虐待黑熊，并且占它們不會說話的便宜，就可謂殘忍。

　　除了大乘佛教的信徒，不論古今中西，魚蝦雞鴨牛羊都是常見的食物，沒人為吃它們的肉感到不安。不管在哪個社會里，人的生存總是第一位的。吃掉這些動物不會被看作“必要的惡”，因為吃肉根本不會被看作是“惡”。動物包含的蛋白質和脂肪對人類如此重要，攝入足量的蛋白質和脂肪甚至被看作是一種人權。但也應看到，人心并非一成不變。想來西方人也曾吃海豚和狗肉，但如今把吃海豚和狗肉都算作野蠻行徑，是無必要的惡，而在亞洲人看來，加拿大人獵殺海豹的方式才算真的殘忍。不管怎么說，以前覺得司空見慣的事情，過了些時候，也許就覺得殘忍。這就是我們的食譜變得越來越單調的原因。

　　在以食肉為人權的社會里，動物福利的思想擴張得如此之快，證明我們在此事上的困境。時髦的理論家當然可以用全球化與地方性知識的沖突來描述這種現象。但對我來說，父親的暴怒給我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在一個令人糾結的話題上，訴諸理論、法律或輿論都可能無解，歸根結底，每個人只能根據自己的內心做出選擇。

　　◎夏佑至 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