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 經濟學家

　　有一個國家，政府儲蓄在6年之內增加了一倍，基尼系數0.45，6年內年增長達到11.4%，政府用強大的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政治上沒有競爭，對外資非常開放，創 造了奇跡。這是哪一個國家?

　　你也許會說，這是中國。但我要告訴你，錯了，這個國家是巴西。它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高速增長時期，被外界稱之為“巴西模式”。但如果把它猜為中國，也不能算錯得離譜，因為中國這些年的做法與經濟增長奇跡也與此極為相似，甚至被許多人總結為“中國模式”。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巴西模式”與“中國模式”實質是同樣的。

　　“巴西模式”有持續性嗎?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巴西的經濟和政治動蕩不安，整個80年代GDP增長為零，被稱為“失去的十年”。由此我們應該反思一下，“中國模式”有持續性嗎?有些人認為，“中國模式”好極了，有持續性，不僅自己堅持，甚至還想“出口”。但更多的人認為，這種模式是轉型時無奈的一種選擇，無論它過去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以后是難以堅持下去的。

　　無論是“左”還是“右”的人，都承認中國現在存在經濟增長放緩，物價上升加劇，貪污腐敗嚴重，社會矛盾尖銳等問題。但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不同的人卻有不同的思路。有極少數“左派”認為，中國當下的問題，都是市場化帶來的，解決之策就是回到計劃經濟。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當下的問題仍要靠“中國模式”來解決，堅持現在的體制，即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就可以。持這種觀點的人，在當下屬大多數。還有一些人診斷，“中國模式”已經走不下去了，必須在市場化方面再邁出新的步伐。圍繞這三種觀點，學術界展開了激烈交鋒。韋森教授主編的《節骨眼，中國經濟不往哪里走?》收集了不同觀點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吳敬璉、秦曉、華生、陳志武、黃亞生、科斯、科爾奈、羅斯基等。

　　近期的《人民日報》社論充分表達了堅持改革的需要。這篇題為《寧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機》評論指出，“無論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媒體公眾會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一些人甚至還會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對于改革者來說，認真聽取民意，又不為流言所動，既需要智慧和審慎，更要有勇氣與擔當。”

　　確實，如文章所說，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改革頂層設計”，從經濟領域到社會政治領域，改革越是向前推進，所觸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復雜，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但我也相信，不會有人跳出來說要反對改革，關鍵是改革的路徑。

　　我們如何看待“中國模式”呢?我認為這個模式最核心的內容就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應該說，在中國現實的情況下，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確帶來了30年的高速增長。但必須認識到，30年的高速增長，關鍵在于政府的“放”而不是“管”。

　　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是對農村私人經濟的放開，這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而這一切并不是政府主導的，更不是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結果，而是政府把本來人民應有的權力部分還給了人民。換言之，30年的成就是市場化的結果。相反，政府管得太多是產生各種問題的原因。政府用投資拉動經濟，引起消費在GDP的比重下降;政府權力過大是貪污腐敗的根源;政府一味追求GDP是通脹的主要原因;人民的權利得不到完全保證是引發社會沖突的根源;靠權力獲得高利潤是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企業缺乏創新能力還在于缺乏一個法制的環境，政府對民營企業管理太多。

　　現在中國經濟的問題，哪一個與政府無關?所以，吳敬璉先生指出，“中國矛盾源于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而這種改革不徹底就是政府的作用仍然過大，市場化改革沒有完成。或者用吳先生的另一句話，就是“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

　　新左派們回到計劃經濟的呼聲，如同民國時清朝遺老希望回到大清帝國一樣，只是一廂情愿的烏托邦。如果真實行起來，肯定會給中國帶來一場災難。而且他們除了感情發泄之外，也給不出什么像樣的理論。維持現狀的人是主流，他們出于各種原因反對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或者只講“深化”而沒有任何實質性行動。這樣走下去各種矛盾不僅得不到解決，反而會激化。不講倒退，停滯是沒有出路的。

　　剩下的一條路只能是深化市場化改革了。套用《雙城記》中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一個方向。”民主法治下的徹底的市場經濟秩序，是未來中國當走的路。中國須得選擇，世界也在等待著中國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