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經濟帶地域遼闊,資源豐富,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深化向西開放、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重大戰略舉措,符合和平、合作、互利、共贏的時代潮流。絲綢之路以其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全新的地緣政治、資源優勢和經濟價值,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古代絲綢之路的繁榮興盛及其凝結的精神財富,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有益的借鑒。
絲綢之路源自“秦中自古帝王州”的長安(今西安市),開辟于西漢,昌盛于隋唐。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絲路是一條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陸路交通干線,也是東西方之間互利互惠的貿易通道和文明交往的紐帶。
公元一至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干線,古羅馬、安息、貴霜和中國的漢朝自西向東并列其間,國勢昌盛。羅馬帝國在圖拉真統治期間(公元98—117年)疆域最遼闊,把版圖擴大到幼發拉底河上游一帶。安息進入“反希臘化”時期,回歸波斯傳統文化,盛極一時。貴霜帝國在迦膩色迦在位期間(約公元78—102年),國勢鼎盛,稱霸中亞和南亞。漢朝則成功抗擊匈奴,控制河西走廊,進駐天山南路。這四個國家正是通過絲路——具有歷史意義的國際通道聯系起來,這既是張騫和甘英等時代英雄的創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此后絲路綿延不絕,把古老的華夏文明、印度文明、希臘—羅馬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以及亞歐草原帶的游牧文明連接起來,使任何文明的發展都不再相對孤立地進行。多元文明不斷地交流與碰撞,取長補短,互利互惠,共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
一方面,對于西方文明而言,絲路的影響深遠、意義非凡。絲路沿線的商賈通過接力似的貿易,將中國絲綢販運到中亞西亞,進而遠銷歐洲。同時,中國的漆器、瓷器、茶葉、紙張、銅器、竹器、藥材等日用品,以及桑樹、茶樹、梨樹、甘蔗和高粱等物種,連同四大發明中的三項: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以及繅絲、冶鐵、鑿井、灌溉等科技精華也傳到西方。15世紀后,西方的文化傳播和軍事征服,在很大程度上都憑借了對這些發明創造以及實用技術的學習、改進和創新。
另一方面,絲路不僅是中國文化作用于世界歷史的主要途徑,中國也從中獲益頗豐。漢初以來,自西傳入的不僅有苜蓿、葡萄、石榴、胡椒、胡蘿卜、芝麻等可食植物品種,還有毛織品、玻璃、寶石、香料等物品。此外,絲路是中國人接觸和吸納外來文化的主要通道。到了東漢末年,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后漢書》卷十三《五行志一》,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3272頁)此當是后來唐都長安“胡化”風氣之濫觴。
尤為重要的是,沿絲路傳入的宗教思想,對中國本土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除了在兩漢之際已傳入內地的佛教之外,從魏晉到隋唐,西亞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也先后傳入中國,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其中,波斯的摩尼教,在本土受到鎮壓,幾乎絕跡,但在中國廣為傳播,九至十世紀甚至被建都于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立為國教。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各種伊朗語、回鶻文的摩尼教文獻,與埃及發現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一樣,都是研究摩尼教向外傳播的重要文獻資料。中國文化之所以經久不衰綿延不絕,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強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敢于并善于吸取外來文化。
漫漫絲綢之路,陣陣駝鈴之聲。千百年來,東西方的多元文化在古絲綢之路上交相輝映、相互激蕩、借鑒吸收,積淀形成了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絲路精神。而以此作為我國推動與亞歐區域合作的“倡議”,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和諧包容、互利共贏、合作誠信”的開放理念,沿線各國共同參與,在經貿、文化、旅游等領域開展廣泛的合作,既是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又是對該區域蘊藏的巨大潛力的開發,使古老的絲綢之路煥發生機。
對中國而言,絲綢之路是中華文明具有強大生命力、創造力和持久魅力的象征。對內,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為西部大開發的深入推進提供了契機,有助于推動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堪稱中國經濟升級的戰略引擎。我國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由于起步較晚,相對落后,而中國經濟的全面振興及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中西部整體發展水平和競爭力的提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將形成中西部地區與中亞、東歐、西亞的新商貿通道和經貿合作網絡,對推進中西部的開放型經濟發展進程、維護國家安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調整城市結構和人口布局等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有利于加強與沿線各國的經貿聯系與文化交流,促進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借助經濟合作的深化,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勢必為我國帶來巨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戰略支持和能源供應。
對外,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是加強中國與中亞、南亞,乃至中東和歐洲部分地區各國友好交流、促進區域合作的必由之路,也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產物。中國與絲路沿線各國開展的務實的、互動的區域合作,是“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前景廣闊。上合組織六個成員國和五個觀察員國都位于古絲綢之路沿線,絲綢之路經濟帶有望惠及近30億人。21世紀的高科技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不斷修建完善的公路、鐵路、油氣管道、網絡通信等公共設施,宛如古絲綢之路上的現代商隊,使絲綢之路經濟帶最終成為共同發展的合作帶和命運共同體。
事實證明,只有合作才能實現共贏。2014年6月,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近兩千年以來為人類的共同繁榮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是首例跨國聯合申報成功的申遺項目,成為中國與上述中亞國家合作共贏的最好明證。總之,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古老絲路的延續,以史為鑒,弘揚傳統,開拓創新,勢在必行。因此,我們要以更寬的胸襟、更廣的視野拓展國際合作的新空間,開創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新局面,提升區域協調發展和自我發展能力,合作共贏,再創輝煌。
(雷鈺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就我國建筑業的未來而言,普遍預測,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建筑業的拐點將在二十年后出現,那個時候我們的城市絕不會像今天一樣,塔吊林立、城市道路到處在開膛破肚。中建七局“走出去”鏖戰巴基斯坦,就是河南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中尋找切入點、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生動案例。
軌道運輸和電子商務的決勝組合使鄭州日漸成為中歐跨境貿易的重要樞紐。中國鄭州和德國漢堡正成為歐亞互聯互通計劃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中心。
新華社蘭州9月20日電 首屆絲綢之路國際文化博覽會20日在甘肅敦煌舉行。習近平指出,2000多年前,貫通亞歐的古絲綢之路架起了一座東西方友好往來、文明交流的重要橋梁。
2000多年前,貫通亞歐的古絲綢之路架起了一座東西方友好往來、文明交流的重要橋梁。敦煌是歷史上東西方文化交匯的重要樞紐,不同文化在這里匯聚和交融,塑造了獨具魅力的敦煌文化。
10月13日,由黃河水利委員會新聞宣傳出版中心、中國黃河保護基金會發起的“絲路水脈”系列公益宣傳活動之一的“絲路明珠——尋找絲綢之路經濟帶節水典范”大型采訪報道活動于古絲綢之路的最東邊起點洛陽拉開序幕。
6月7日清晨,意大利威尼斯港,一艘貨輪載著來自中國南陽的汽車減振器零部件緩緩駛入港口。
周口原名周家口,因航運而得名,沙河、潁河、賈魯河三川交匯,使之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水旱碼頭、商業重鎮。周口內河航運通江達海,擁有沙潁河、渦河、賈魯河、汾泉河4條具備航運開發條件的河流,總里程約450公里;沙潁河周口以下89公里常年通航,是我省第一條通江達海的“黃金水道”。目前,周口市依托航運優勢積極構建綜合立體交通樞紐,通過沙潁河、渦河、賈魯河、汾泉河西連“絲綢之路經濟帶”,東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積極帶動地方經濟社會實現全面轉型升級。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首倡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哈薩克斯坦這些經濟發展計劃與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具有高度統一性和直接對接價值,對于促進雙方深度合作無疑奠定了戰略基礎和產業基礎。
古代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貿易發展的關鍵通道,其相關研究成果非常豐碩,而其作為一條文化交流的通道,尤其是在古代中華文明的傳播以及與羅馬、波斯、印度的文化交流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當天上午,鄭州、青島、太原、濟南、西安、蘭州、銀川、西寧、烏魯木齊、拉薩等10個海關關長共同在青島簽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關合作協議》。據鄭州海關監管通關處處長楊占強介紹……
利益共同體建設,互信互利、平等共贏的合作正在被國際輿論接受,客觀上也挑戰了傳統的強權利益分配體制,這必然引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和遏制。“中國高鐵優勢與海外輸出困境之間的反差,說明技術成熟度與需求牽引并非決定技術轉移的全部因素。
今天,互聯網讓信息與工藝技術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絲綢已經不那么吸引歐洲人了,如果愿意,他們或許可以自己生產,或者,干脆搞代工,把工廠放在中國,他們甚至可生產出更好的絲綢或以前絲綢之路上的暢銷物。當我們提出要融入“一帶一路”時,光大聲叫喊還是不夠的,得想一想我們能拿出什么樣的極致產品來。
如何利用這些文化記憶和文化符號,黏合與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差異,為與各國的經貿深度合作創造“軟”支撐,則是更為廣闊的命題。若干年后,這條路上所川流不息的一切,都將成為關于絲綢之路新的載體、新的符號。
無論是河南要成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橋頭堡,還是重要節點城市,鄭歐班列都為此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據介紹,目前,河南正在依托鄭歐班列、絲綢之路經濟帶,加上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五大戰略之一的國際航空物流中心,實現空地對接的一種新模式。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為沿線各國帶來新機遇,沿線國家經濟互補性強,在交通、金融、能源、通信、農業、旅游等各領域開展互利合作的潛力巨大。再者,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的產生,也是中國普通消費者在過去30多年間,承受了等值人民幣額外增發所帶來的通脹,所積累起來的硬通貨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