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中國日報網1月21日電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為沿線各國帶來新機遇，沿線國家經濟互補性強，在交通、金融、能源、通信、農業、旅游等各領域開展互利合作的潛力巨大。絲綢之路是深化中國與中亞國家金融合作的一個重要機遇，也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聯合早報》鄭永年專欄1月20日刊文稱，在實施絲綢之路方面，中國所具備的一些特殊優勢，可以協助新興市場國家有效克服其經濟發展的瓶頸，激發其潛在成長動力。絲綢之路沿岸、沿邊國家，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甚至貧窮國家，都急需發展。盡管這些國家多半擁有豐沛的天然與人力資源，但普遍面臨資金、人才、技術與基礎建設不足、市場規模過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頸。正是在這些方面，中國具有很大的優勢。中國和這些國家的要素呈現出很強的互補性，如果雙方的優勢得到有效的結合，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

　　中國經濟規模已經空前龐大，在主要工業部門都擁有巨大的產能，并覆蓋不同位階的產品，有能力同時在五大洲上百個國家，承接水庫、電廠、超高壓電網、深水港、機場、工業區、傳統鐵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行動通訊網的興建。中國也有能力協助整個地區架構跨國基礎建設網路，讓各國能有效克服其國內市場規模過小的障礙，能以整個區域為腹地，發展產業專業分工，以及形成跨國的產業聚集。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本身的發展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分不開。基礎建設是任何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全面起飛的前提。中國在這方面已經擁有龐大的能力，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基礎設施國家”。在這方面，中國也開始“走出去”，并且獲得很多很好的經驗。這些經驗對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

　　如果基礎設施建設表現為“硬件”，中國在“軟件”方面也同樣存在豐富經驗。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公共治理、經濟發展、城市規劃等領域的人才，并自行摸索出有效并用“市場”與“政府”兩手的獨特經濟發展經驗。中國也應該與發展中國家分享其發展過程中的“軟件”經驗，提供知識與管理技術支援，并協助培育人才。這里有兩點很重要。第一，中國的發展是在開放過程中進行的，因此在發展這些方面的“軟件”過程中，已經吸取了諸多國際經驗。中國的“軟件”建設不是閉門造車，而具有普遍性。第二，中國自己在這些方面也走過了很多的彎路。不過，中國在走過彎路之后，很快就調整政策，逐漸走出自己的社會治理道路。這些教訓對很多發展中國家有參考價值。今天，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些方面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可以和這些國家分享這些方面的經驗。

　　但是光有上述優勢，還不足以支撐中國的絲綢之路戰略，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所擁有的金融優勢。歷史地看，任何國家的硬力量和軟力量的走出去，必須配之以強大的金融力量。沒有足夠的金融力量，各方面的力量很難走出去。中國擁有龐大的外匯存底，又有豐沛的國內儲蓄，已經建立起獨立的全球支付系統，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也日益普及，中國有條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元的低成本融資平臺與信貸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來說，就是要把大量的現金轉化為資本；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就是通過中國資本，促動或加快國內建設。

　　活絡外匯儲備

　　在金融優勢方面，非常必要把國家龐大的外匯儲備的使用，和絲綢之路戰略結合起來考量。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是外貿盈余和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即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所致。2008年之前，中國一直實行出口強制結售匯制度，出口企業自留的外匯較少，更多的外匯資金以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形式表現出來。當央行買進外匯時，必須增發等值的國內基礎貨幣，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的放大，導致流通中的貨幣供給量成倍增加，加劇通貨膨脹。同時，為了實現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央行沒有很多的選擇，更多的是把外匯儲備投資在美國國債和房地產抵押債券上。不過，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大量發行貨幣，導致美元貶值，加上美債利息本來就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量的外匯儲備成了中國的負擔。中國處于兩難處境：如果不囤積美元外匯儲備，就有遭到擠兌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如果囤積美元，收益率低下，造成資金的浪費。

　　外匯儲備和絲綢之路戰略可以結合考量。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值這筆巨額外匯儲備，并在保值的基礎上創造更多的價值（增值）。外匯儲備來之不易，是中國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工進入國際經濟體系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和中國的開放政策，促成了中國經濟進入西方世界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而中國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廉價勞動力。中國成為世界的加工廠，農民工就是加工廠的主體。如果沒有農民工廉價的勞動力，很難想象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加工廠。廉價勞動力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而廉價勞動力并不是輕易取得的資源。發達國家已經耗盡，只有通過進口勞務獲取有限的廉價勞動力。廉價勞動力一般存在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不過并非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擁有廉價勞動力。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曾是殖民地的國家，勞工往往具有較高的權利和法律意識，并且這些國家盡管窮但社會保護機制（至少從理論上說）良好，資本很難壓低勞工成本。例如印度理論上說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資本很難進入印度。只有中國因為各種因素，廉價勞動力成為現實。中國可以說是當代資本主義最后一個邊疆，中國之后很難出現這么龐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不過，隨著一些新因素的出現，包括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成本和新農民工（第二代）權利意識的提高，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也所剩無幾。這些年來中國的一些地區開始面臨勞工荒的現象。中國今后很難再繼續通過把廉價勞動力投入世界市場，獲取巨量的外匯儲備。

　　再者，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的產生，也是中國普通消費者在過去30多年間，承受了等值人民幣額外增發所帶來的通脹，所積累起來的硬通貨財富。外匯儲備實際所代表的，是中國大眾已擁有的、對海外實物資產隨時可以兌現的購買權，其未來的任何兌現即對海外產品或資產的購買，可以緩解中國現實的通貨膨脹水平。

　　龐大的外匯儲備可以通過絲綢之路戰略而轉化成龐大的資本。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可以通過轉化成資本而得到增值。在目前的情況下，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可以影響到人民幣的價值，即使那些政策并沒有明確針對中國。這就要求中國通過輸出人民幣或者人民幣的國際化，來保障人民幣的增值。輸出人民幣可以減少國內通脹壓力，把國內積累的通貨膨脹轉移到國外。這是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有效保值手段。美國也是通過輸出美元轉移其國內的通貨膨脹風險的。美元在國內流通的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在國外。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可以搞量化寬松，即QE。從理論上說，量化寬松會導致美國國內的通脹壓力，但實際上則不然，美國沒有通貨膨脹的壓力，主要是通過美元的國際化，把通脹的壓力轉移到其他國家，美國市場上很多商品，要比國際上包括出廠國的還要便宜。

　　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不過，中國不是美國。美國輸出美元是因為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中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還很難和美國競爭。但中國可以通過其他方法來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就目前來說，中國要盡可能推動國際買賣優先用人民幣來結算。關于外匯儲備保值的討論，可以首先聚焦于如何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范圍內的使用問題，而不是人民幣資本市場的開放問題。

　　一般認為，輸出人民幣的前提是中國放開資本管控。但這條道路風險很大，可以說是走不通的，因為這樣做很可能有利于西方，尤其是美國所擁有的壓倒性優勢的金融業，促成這些國家加強對中國外匯儲備的有效掌控。之前就已經有德國和日本的例子。這兩國都是經濟強國，但金融業則高度依賴于美國。主要原因是這兩國被迫開放資本賬戶。美國金融業在二戰后所擁有的、與美元地位相匹配的無與倫比競爭力，決定了德國和日本在金融資本市場必須依賴美國。中國過去30多年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發展成就，和中國能夠有效管控自己的儲蓄、確保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較低的資金成本，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政府已和許多國家包括一些西方國家央行，簽訂了人民幣互換協議，為滿足海外人民幣需求創造了初步的條件。中國也可以對所有中國政府和國企參與的國際貿易或投資項目，提出盡可能即優先使用人民幣的要求，以增加海外人民幣的有效需求。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可以通過到海外收購企業。現在看來，要到發達的西方收購大企業有很大的困難。西方國家恐懼于中國的崛起，往往訴諸于各種理由，例如國家安全搞貿易保護主義，制造貿易摩擦，實質上是要把中國的資本（人民幣）擋在國門之外。但中國可以通過絲綢之路，把人民幣輸送到廣大的亞、非、拉等地去。

　　較之西方發達的市場，亞、非、拉市場風險比較大。盡管在那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法制不完善、既得利益往往和西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因素都會增加中國資本的風險。但是，這些國家大都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的資本，高風險也經常隱含著高回報。對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走到這些國家和地區去，而是如何有效、安全地走出去。再者，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來說，中國也必須走到那些地方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中國應當如何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遠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