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大學校園，本該是圣潔的“象牙塔”，卻也隱藏著各種丑惡，性侵犯就是典型一類。但校方總習慣于掩蓋，受害者習慣于沉默，而作惡者往往逍遙法外。在美國常青藤名校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女生用“扛床墊”的方式發起了一場抗議校園性侵運動，目的不僅僅是譴責這種罪行，還在于告訴那些收費昂貴的高等學府：你們有義務保護學生，將性侵者逐出校園。

　　【床墊女孩】

　　現年２１歲的埃瑪·蘇爾科維克茲是哥倫比亞大學視覺藝術專業的大三學生。她生在一個有日本和華裔血統的猶太人家庭，父母都是精神科醫師，家住曼哈頓，以紐約上東區私立預科名校優等生身份升入哥大，是典型的“天之驕子”。在哥大，她除了是個擊劍手，還加入了一個“只有最最時髦的學生才能加入”的學生社團。她在社團里認識了保羅，一個同樣出身優越、熱愛電影與賽艇的男生。

　　兩人從大一開始交往，進入大二時，兩人成了新生參觀校園活動的組織者。在一次組織者聚會之后，保羅和蘇爾科維克茲在后者宿舍內發生性行為。根據女方描述，一開始是兩廂情愿的，但過程中保羅突然粗暴起來，扼住她脖子并掌摑她，接著不顧她的掙扎和明確說“不”，強迫與之肛交。

　　事后，蘇爾科維克茲沒有馬上報告校方，直到另兩位女同學告訴她保羅也曾經強暴過她們，她決定正式向校方提出指控。

　　美國聯邦政府１９７２年頒布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條規定，任何享受聯邦教育撥款的學校均有義務向女性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這也意味著必須為女學生創造一個杜絕性暴力威脅的受教育環境。各大學正是根據這一民事法對性侵指控作出“審判”。不同于刑事審判將強奸視為重罪，校園性侵者即使被“定罪”，也不會面臨監禁，并終身帶著“強奸犯”標簽，后果只是被學校勒令休學直至原告畢業，最差也不過是開除。后一種情況也不妨礙性侵者入讀其他大學，制造更多受害者。

　　一個有利于受害者的發展是，奧巴馬政府主張嚴厲打擊校園性侵現象，主張對相關指控的判定采取“證據多數”原則，即只要能證明性侵行為發生的證據略多于反面證據，校園法庭就可以認定被告“有罪”并實施處罰。

　　接到投訴后，校方過了半年才舉行聽證。蘇爾科維克茲說，聽證會過程中，校方３名審判員表現得像“白癡”，不斷問她一些匪夷所思的細節問題，如“什么姿勢”、“用沒用潤滑油”之類。而保羅則否認指控，辯稱性行為是兩廂情愿。校方最后宣布：保羅“無罪”。

　　蘇爾科維克茲提出上訴，一名系主任決定維持原判。根據哥大規定，這便是終審判決，再無推翻可能。

　　如今，保羅仍是哥大的學生，只是盡量低調做人，蘇爾科維克茲卻不想就此沉默。今年９月初開始，她發起了一場“床墊抗議”運動：那是一張很重、加長的雙人床墊，套著一層亮藍色的防螨蟲材料，和哥大給男生宿舍訂購的床墊一樣。不用任何鉤子或背帶，她徒手扛著這張床墊在校園里游走，無論上課、還是接受媒體采訪，她都“墊不離身”。

　　扛床墊的意思是：她是背負懲罰的那個人。她說，她將繼續這一“行為藝術”，直至哥大開除保羅。短短幾個星期，蘇爾科維克茲成了聞名美國校園內外的“床墊女孩”。連希拉里·克林頓也被驚動了。“這個形象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應該是個夢魘，”她就此評論道。

　　【“強奸文化”遭批判】

　　蘇爾科維克茲成了反校園性侵運動的代言人。對她而言，這屬于無心插柳柳成蔭，她并沒有參加任何運動的經歷。事實上，這場運動真正的主角在別處。

　　在洛杉磯的銀湖社區，兩個畢業于北卡羅來納大學政治學系的女孩——２５歲的安妮·克拉克和２２歲的安德烈婭·皮諾租了一個房間，搭建起反校園性侵的大本營。兩人都曾在讀書時代遭遇校園強暴，而校方反應令人心寒。克拉克說，有位校領導甚至對她說：“強暴這事就像打橄欖球。當你回頭看整場球賽，設想你是那名四分衛……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自己做錯了呢？”言下之意，是她們“惹火上身”。

　　她倆與全國各地的民間組織或活動人士合作，幫助校園性侵事件的受害者了解自己的相關法律權利并提起投訴。目前，美國教育部的民權事務辦公室正針對７８所大學的投訴展開調查，其中包括哈佛、普林斯頓、達特茅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名校。

　　往前追溯，克拉克和皮諾也并非這場運動的始作俑者。幾年前，網絡上掀起了一場對流行文化中將強奸“合法化”傾向的批判。以一批年輕博客寫手為代表的批判者說，流行文化就是“強奸文化”。用前哥倫比亞大學校園雜志《藍與白》前主編安娜·巴爾的話說：“強奸文化是一種把所有人——特別針對女性，但不僅僅是女性——都當做性對象、當成獲取性交機會的態度。”

　　受這種思潮影響，越來越多的大學女生公開討論性侵話題，并分享自身遭受性侵的經歷。２０１２年，阿默斯特學院學生安吉·埃皮法諾發表了第一篇實名記錄個人真實經歷的“暴行故事”。她寫道，在學校的性侵問題導師拒絕接收她的指控后，她開始有自殺傾向，被送進精神病房。出來后，學校試圖拒絕她復學，等終于同意后，系主任又阻止她去非洲留學。她感到學校的種種反應讓她覺得自己支離破碎、滿身污垢，終于她決定大聲抗議：“沉默有著羞恥的腐朽氣味。我不會再沉默。”

　　這個故事感染了皮諾和克拉克，彼時耶魯大學的學生們正發起一場指控校方忽視性侵指控、縱容歧視女性校風的運動，而美軍堅決清除強奸累犯的舉措也提供了靈感，她們決定發起一場針對校園性侵者這個特殊群體的運動。

　　在銀湖的辦公室內，墻上一塊白板寫滿了她們準備發起投訴的學校名字，還有一張美國地圖，彩色大頭針標記的地方表明當地某所大學正在接受性侵訴訟調查。這張地圖提醒她們，校園性侵并非個別現象，“在某所學校發生的事情微縮了各地發生的事情”。

　　【大學的燙手山芋】

　　這場反對校園性侵運動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讓受害者“打破沉默”，用任職于美國西方學院的社會學家丹妮爾·德克斯的話說，還在于告訴別人“你一年花６.２５萬美元請人保護自己，卻得到多么糟糕的待遇”。

　　這場運動的發起和擁護者相信，僅僅呼吁校方引起重視不足以糾正這個問題，因為僅有一小部分性侵者能夠“改過自新”，因此她們堅持讓學校把性侵者逐出校園。

　　德克斯說，社會上不少人仍舊相信，這些性侵受害者只是些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他們會說，所謂性侵只是酒后亂性罷了”。調查發現，只有極少數大學男生確實不大清楚“強暴”與“兩廂情愿”的界限。“這部分人，要是告訴他們必須得到口頭同意才能進行，就不大會強迫。但剩下的人都是老謀深算的捕食者。他們看起來無害，但其實不是。在社會上，我們對任何領域的性侵者都沒有好感，但出于某種原因，只要性侵者是大學生，我們就會寵著他，想要保護他的權利。”

　　這場運動的巨大影響力部分來源于強有力而聰明的幕后運作。蘇爾科維克茲的父親請教了一位諳熟媒體圈的知名律師，讓女兒接受各大媒體采訪；巴爾的長文章也起了作用。此外，蘇爾科維克茲還有個得力搭檔佐微·雷多爾菲－斯塔。

　　同為哥大學生的雷多爾菲－斯塔在校內外都遭遇過性侵，但她沒有提出起訴，而選擇留學阿根廷療傷。回到哥大不久，她成了哥大校園里的反性侵運動主要組織者。在與校方協調失敗后，她決定與皮諾和克拉克合作，組織２８名學生聯名簽署一份向聯邦政府投訴哥大違反《教育修正案》第９條的申訴書。盡管聯邦還沒做出決定是否將哥大列為調查對象，但哥大已被置在了烤架上。

　　至此，床墊運動得到來自媒體和官方的高度重視。參議員柯爾絲滕·吉利布蘭德正草擬一個針對校園性侵的法案，要求校方采取更多措施保護學生，如未能盡職或處置不當，大學可能面臨高達年度運營預算百分之一的罰金。

　　不管蘇爾科維克茲看起來多么勇敢，內心深處，遭遇性侵帶給她抹不去的傷害。

　　她告訴《紐約雜志》周刊，今年秋天，她在校園中偶遇保羅，“我轉過身，走了另一條道。然后我哭了。”（沈敏）（新華社特稿）

　　相關鏈接：美國大學處理性侵方式遭詬病

　　《紐約時報》曾刊載一篇關于紐約州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學院性侵事件的報道，對美國大學校方處理學生性侵投訴的方式提出質疑。

　　這起事件屬于校園性侵典型案例：女生在某個學生聚會上喝高了，事后控訴遭到數名校橄欖球隊員強暴，而對方聲稱是女生主動挑逗才導致性行為。問題來了：校方如何判定是否存在“強奸”？

　　大學校規各有不同，但《紐約時報》報道中披露的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學院的處理方式相當普遍：一個由校方教職員工組成的三人審判團負責審理投訴，校警調查取證，原告和被告也被要求提交各自證人的書面證詞，審判團隨后召開閉門聽證會，就校警和雙方證人提供的證據對原告和被告分別質詢。

　　校園聽證會的形式看似等同于一般的刑事審判，但在公開透明度和專業性方面，與后者不可同日而語。涉事學生通常會被指派一名除家庭成員或律師之外的顧問，但他不能在聽證會上開口。在另一起案例中，一名被告的顧問竟是一名“自承對校紀幾乎一無所知的校園餐飲服務總監”。

　　審判團掌握的信息往往不充分。報道說，在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學院案例中，三名審判員中有兩個未曾檢查原告的醫療記錄，而其中寫明被告所遭創傷“顯示其與多人多次性交或者性交過程十分暴力”。然而，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被告被迫回答許多“侮辱性”、“無關主旨”的隱私問題，比如她在聚會上跳舞的姿勢、發短信內容、事發當晚親過誰，等等。

　　這種不專業的做法源于缺乏培訓。曾作為檢察官接手多起性犯罪案例的參議員克萊爾·麥卡斯基爾做過調查，發現在三分之一的高等學府中，經手性侵投訴的校方人員未曾經過適當的相關培訓。

　　一些大學也嘗試改進，“單人調查”裁定模式目前較受推崇：由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校方人員分別面詢原告、被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然后出臺一份調查報告做出處理建議，或者協調雙方達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