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今年5月提出“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的重要論斷，聯想到習近平同志去年初提出的另一個重要論斷“清醒認識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和不變”，提示我們可以從變與不變及其相互聯系中研判經濟新常態，進而在宏觀層面更好地把握經濟新常態的時代背景、歷史方位和基本特征。

　　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但經濟社會發展呈現鮮明的階段性特征。雖然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但在不同時期，基本國情的特點、我們的奮斗目標和發展方略都呈現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因而不能把前一個階段的理念、思路和辦法簡單延續或移植到后一個階段。在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階段，無論改革還是發展都有著與以往不同的特征和要求。從發展來看，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就改革而言，更加注重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既要勇于“破”，更要著眼于“立”，追求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制度體系。新常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必須將其與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的階段性特征聯系起來加以思考和把握。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但矛盾雙方的內容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黨的八大作出的判斷。幾十年過去了，無論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還是社會生產力，都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我們應全面系統分析矛盾雙方所發生的變化，這是制定政策、確定發展戰略和重點的重要依據。在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階段，應具體分析人民物質文化需要水平、需要結構、需要趨勢等的新特點，搞清楚社會生產力發生了哪些新變化，以更好地理解我國經濟新常態的歷史脈絡和現實方位，進而根據矛盾雙方的變化，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特別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形成新的理念、思路和政策舉措。

　　我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沒有變，但其內涵和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國際來看，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就國內而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但當前面臨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和考驗，再也不能沿用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而必須創新、必須變革。我們是在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發生深刻變化、國內改革發展進入攻堅階段的背景下進入新常態的，因而必須把改革與開放、改革與發展、開放與發展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推動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態勢和基本面沒有變，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增長速度和發展節奏出現了新的變化。當前，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這是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對于這一新特征，有兩點需要正確認識。第一，當一個經濟體經歷了一個時期的高速增長后，經濟增速換擋回落是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現象。相比之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雖然趨緩，但今后一個時期仍將保持在7%—8%，完全可以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因此，對我國經濟增速的這一變化，我們不僅沒有理由悲觀和驚慌，還應從中看到機遇和比較優勢，進一步增強自信。第二，速度是一個表象，應善于透過這一表象把握增速變化背后更深層次的東西。影響經濟增速的因素有很多，既與國際經濟形勢變化有關，更與我國傳統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可持續直接相關，是我國低成本出口戰略、低端產業居多的經濟結構以及資源和環境的粗放使用方式難以為繼的表現。因此，需要把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等聯系起來，更深刻地理解進入新常態的必然性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性。

　　“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沒有變，但邁向這一目標的思維框架和行動邏輯呈現一系列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理念。進入新常態，我們將更加重視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我們不是不要一定的經濟增速，而是基于潛在增長率的變化等因素，更加理性地設定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其次是布局。進一步凸顯遵循經濟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并重，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將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第三是結構。產業結構方面，第三產業將逐步成為三次產業的主體。需求結構方面，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逐步提升。城鄉區域結構方面，隨著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城鄉區域差距將逐步縮小。收入分配結構方面，居民收入增長長期低于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的狀況將得到改觀。第四是動力。我國經濟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改革和創新的原動力和主動力作用更加突出。第五是政策。不再把高增長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直接目標。“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保持政策定力，把宏觀政策的“穩”與微觀政策的“活”、社會政策的“托底”有機結合起來。

　　（作者為江蘇省社科聯黨組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