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接受中國經濟網專訪 中國經濟網記者 王澤彪 攝

　　中國經濟網編者按: “新常態”已是當前最熱的經濟關鍵詞。新一代決策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并通過“新常態”透視中國宏觀政策未來的選擇。對于如何理解“新常態”,以及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在接受中國經濟網記者(以下簡稱“中經網”)采訪時表示,“新常態”是一個現實態,不是理想態,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新的發展動力能否形成還具有不確定性。他認為,在“新常態”下沒必要采用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措施,經濟增速在“新常態”下不排除某個年份高于8%,或某個年份低于7%。宋立認為,中國經濟在“三期疊加”時面臨著經濟增速下滑、新的增長動力尚未形成等四大挑戰。

　　中國經濟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出發,去來探討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哪些特征?

　　宋立:我國經濟現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新的階段必然有一些新的特征。這個從字面看,“新常態”就是新的發展階段的一般性特征。

　　那么,這個新的發展階段它的特征有哪些呢?首要的,就是增長速度降下來,發展動力可能要變化,隨之一些結構也會發生變化。主要原因還是過去所依賴比較優勢發生變化,過去主要依靠的就是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所謂的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來推動。

　　第二個特點,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結構也會發生變化。動力結構方面,過去更多的依靠的是比如說投資、出口、第二產業的發展來拉動經濟。隨著勞動供求關系的變化,以及基礎設施的完成,各種原因讓投資率慢慢會降下來;從產業方面來說,我國現在一產大致10%,二三產加起來也是90%,也是一個翹翹板,二產下來意味著三產就會上去;區域的結構、城鄉的結構方面,過去是沿海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的布局、生產力的布局必然是沿海和臨港的。現在產業開始轉移到別處去了,沿海地區就減速了。過去是城市吸引農村,市吸引縣,把它的人財物都吸去了,現在城市向周邊轉移,城鄉之間的差距也會趨于縮小。

　　根本上,還是經濟發展的動力發生變化了。客觀地看,原有的動力減弱了,新的動力能否形成,實際上還是具有不確定性。過去推動經濟發展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現在勞動供求關系發生變化了,人口紅利減弱了。

　　在這里面要注意講“新常態”,也就是說新的發展階段一般的特征,應該是一些客觀的特征,是一些客觀的規律。第一,是其他國家都可能出現的,在我們這兒也會出現,它是客觀的,它不是我們主觀想象出來的,不是我們的愿望;第二,講“新常態”,它也是一個現實態,它也不是一個理想態。講“新常態”應該講一些客觀的東西,不要再里邊講過多的想象。比如說“新常態”可能是可持續的,我也覺得是一個過于理想化的東西。因為我們看發達國家,也不見得每個國家發展都是可持續的,有些國家的發展后來陷入一個停滯狀態。這種說法一方面表達了美好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可能造成一個誤解——好像只要到了“新常態”或者新階段,不管努力不努力,不管改革不改革,好像必然是一個好的狀態,好的狀態自然而然從天上掉下來一樣,這可能還是不太客觀的,不太實事求是。

　　中國經濟網:我國現在經濟下行又出現了壓力,有人認為以后就不會高過8%或者7.5%這樣的經濟增速了?

　　宋立:這可能也是目前比較流行的觀點,進入“新常態”之后,因為它是一個常態,似乎接近于常數一樣,比如7%到8%之間或者7%左右這么一個速度,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差好像也差不到哪兒去。這種說法還是過于理想化。目前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還是在8%左右,十三五時期我國潛在增長率還是在7%到8%之間,平均下來比7.5%略低一點,7.3的樣子。也有人認為目前潛在增長率就是7%到8%之間,十三五時期可能會到6%到7%之間,或者7%左右。

　　但是潛在增長率只是給出一個基礎。目前我國經濟是7.5%左右,因為這既是國內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所致,也是世界經濟大背景所致。我國在全面深化改革強大的改革紅利推動下,可能進入一個新的改革繁榮時期。雖平均下來可能在7.3左右,但不能排除個別年份經濟高于8%。當然相反,也不能排除個別年份在意外沖擊下,經濟低于7%甚至低于6.5%的可能性。

　　中國經濟網:十八屆三中全會中一個非常大的亮點就是強調市場的作用,今年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請問“微刺激”政策會否成為新時期“新常態”的一種做法?

　　宋立:你說的這個“微刺激”,就是宏觀調控的方式,這是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的新的探索,是進入新的階段后,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一個探索或者說一個創新。“新常態”跟過去可能不太一樣,過去雖說一直以來都是供給和需求管理并重的,但過去往往可能需求用的更多一些。現在在“新常態”情況下,尤其是“新常態”的初期階段,可能仍然是供給和需求管理結合。但是這種供給管理方面的措施,可能會在某一個時期多一些。另一個方面,從管理的方式上來說,過去面對經濟下行,或者說過熱的時候,用的是力度相對比較大的措施,比如說200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這都是明顯的刺激,現在是一種“新常態”。“新常態”意味著這是正常的宏觀管理,所以沒有必要使用大規模的刺激措施,因為大規模的刺激措施,在某種意義上是和危機管理在一起的,不是常態的宏觀管理,是特殊的宏觀管理,是危機管理。

　　中國經濟網:你剛提到二產和三產的問題,現在已經大規模淘汰一些落后產能,三產已經超過了二產了,這是不是好的現象?

　　宋立:這是一個發展的必然。從我國發展階段的角度來講,它也是標志著我國工業化階段的深化,可以說是一個好的現象。但不能反過去說,過去二產高就必然是壞的現象,那是那個階段的特征,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一個特征。過去不少人認為二產的比重太高,過度依賴二產,在70年代、80年代,這種現象確實是存在的,二產的比重確實高,因為過去是重工業優先的。但是80年代中期到現在,二產比重其實沒有提高多少,基本是穩定的,即便是這樣的比重,放到世界上也不算高。我國是在正常區間,其實跟德國,跟馬來西亞,跟智利,跟好多國家相當接近。過去至少20年里,我國的二產并沒有嚴重地、持續地偏高或者說過度地發展。當然,這并不是說不存在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局部的,跟二產整體偏高不偏高是另外的事情。

　　中國經濟網:現在因為中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的時期,內外局勢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復雜的,現在中國經濟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呢?

　　宋立:這個問題問的很好,還是接著前面的話,“新常態”不是理想態,它是現實態。可能過去一些困難和問題克服了,問題沒有了,新的困難和問題又會接踵而來。具體來講,在新的發展階段或者說在“新常態”下,困難和挑戰可能有這么幾個方面。

　　第一個挑戰來自經濟速度。“新常態”首要特征是高速轉入中高速,也就意味著經濟可能會減速,或者經濟增長的速度必然會放緩。我們研究了世界上125個國家,發現有36個經歷過高增長,但這里邊有34個高增長之后都明顯減速了。但減速和減速不一樣。有些國家是臺階式減速的,有些國家是波浪式減速的。從理論上我國波浪式減速高達97%,但臺階式減速的風險仍然不能排除。我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那逐漸就要成為領導型的國家,希望減速不是急劇的,下臺階式的減速。所以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不太贊成什么下臺階什么上臺階這種說法,采用減速或者增速減緩這樣的說法可能更科學。

　　第二個風險和挑戰就是動力——原有的動力弱化了,新的動力能不能形成?新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改革紅利釋放,另一個是創新的活力。從理論上來說,我國過去依靠的是勞動密集型,勞動密集型過去后可以依靠資本密集型,然后再是技術密集型。可能我國現在面臨的情況是,全世界范圍內資本密集型產業幾乎都是過剩的,其他的行業幾乎包括汽車、造船、鋼材這些都是過剩的,那就意味著勞動密集過去之后,資本密集給我國的空間不大。那么我國能不能及時從過去人口紅利推動,過度到創新紅利推動上去?我國的改革一直證明都沒問題。但是改革紅利的釋放,體制紅利的釋放,它要借助于勞動力資本或者技術這樣的載體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

　　第三個挑戰和困難,可能是經濟減速帶來的一些負面的影響,或者是經濟減速讓過去高增長時期掩蓋的一些問題暴露出來。比如說,過去高增長時期形成的一些債務,雖然我國總體杠桿率不高,總體債務率也不高,但是個別的地方它的債務率比較高,國有企業它的杠桿率比較高,這些問題在高增長時期沒有問題,增長速度回落的過程中,有可能會水落石出。不排除像審計署去年審計地方一樣,有些地方的債務負債率超過100%甚至接近200%。這個問題可能會在減速過程中,在局部的地區可能會顯現出來,但是只要做得好,它不會構成大的挑戰。

　　最后,還有一個挑戰就是發達國家70年代普遍面臨的,當勞動供求關系發生變化之后,勞動類成本上升之后,可能其他方面的成本也會跟著上升,這樣就可能整個成本上升。這也是我國未來面臨的挑戰,產業競爭力就會下降,有些產業可能會轉移出去,甚至會出現一些國家的所謂產業空心化的事情。

　　中國經濟網:那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您對于經濟改革方面的一些舉措,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個?

　　宋立:經濟方面,首先是政府職能的轉變,簡政放權,這個應該說是力度相當之大,多次出臺措施,包括投資的審批,包括企業的注冊等等這些方面。第二個方面,是金融改革,國務院已經多次發布支持金融經濟,從資本市場的發展到最新的關于保險市場的改革發展的政策。當然前不久通過財稅體制改革的方案,應該講這幾個方面都按照三中全會的部署,在有條不紊地推進,也相信假以時日,根據過去的經驗,兩三年之后,大的改革措施推出兩三年之后,我國的經濟就會有一次比較持續的、中期的繁榮,也相信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陸陸續續出臺并且落實之后,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會表現出比較理想的狀態。（中國經濟網記者 王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