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面臨新問題
面對“空心化”趨勢下的農村治理難題,關鍵是如何使村民自治體制更好地適應農村的現實情況
湖南省益陽市安化縣東坪鎮馬渡村離縣城大概25分鐘車程,這個群山環繞的村莊有著典型的南方村莊風格,小溪潺潺流過,硬化的村級公路兩旁磚房和木樓相間而建,房前院子里要么是三五成群一起玩耍的小孩,要么是懷抱嬰兒拉著家常的婦女。
2007年,益陽市出于減少行政成本考慮,將之前的四個村合并而成現在的馬渡村。全村面積29.6平方公里,戶籍人口4263人。馬渡村村支書廖建武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目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留在村里,基本上是小孩和婦女。還有少量青壯年男子,他們白天騎摩托車到縣城做工,傍晚時分再回家。
村民廖遠隆說,自己的兒子女兒對村里的選舉“毫不關心”。“兒子勉強答應投票,但不愿為此回家而耽誤打工,告訴我‘你選誰就把我的票一起投給他’。”
“農村社會治理正在經歷一個結構性的變化,雖然人口規模在減少,但治理難度在加大。”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表示,主要表現為治理資源流失、傳統價值觀念動搖和自身發展動力匱乏等問題。
農村社會治理不是單純的農村問題、農民問題,關乎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在農村執政基礎的鞏固,關系農村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實踐。強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激發農村治理活力,應是當前工作的重點。
農民在農村治理中“缺席”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治理的主體由過去基層黨政組織單一主體管控,演變為基層行政組織、村民自治組織、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民等多元主體。
伴隨人口大規模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部分農村出現“空心化”,甚至“空村化”現象,農村社會治理主體出現“沒人選”“選人難”的狀況。“農民在農村治理中‘缺席’,這是現階段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最大挑戰。”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
“開個黨員會都特困難”,河北省淶源縣煙煤洞鄉黨委書記李永生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有的在北京打工,有的住在縣城,叫他回來開會,他說‘請個假要扣錢’、‘你給出車費啊’。”
在寧夏部分鄉鎮,農村青壯年大量外出,對基層黨組織建設產生了一定影響。黨支部開會經常湊不齊人,同時由于可選擇余地窄,一些村“兩委”班子成員只能“矬子里面挑將軍”。
“村委會的會計我并不滿意,讓他當,肯定影響村委會為人民服務的水平。但村里沒(年輕)人了,不讓他當讓誰當?不讓他當就沒人當了!”固原市南部某鎮一位村委會主任無奈地表示。
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員流動的增強,農村社會階層也更加多元,農業生產者、產業工人、個體工商戶、私人企業主、食利群體、貧困人群等并存,“利益關系復雜、訴求多樣,治理的難度進一步提升。”原新說。
福建福鼎市管陽鎮秀貝村有戶籍人口1080人,在外打工的人數過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煤礦做礦工。從2014年底開始,不少煤礦倒閉,兩三百人從外地回到村里,成了“無業游民”。村支書黃功衛告訴記者,“往年每年都可以賺六七萬,如今丟了工作回家坐吃山空,時間久了可能會引發其他社會問題。”
本刊記者在調研中也發現,一些地方因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等引發的矛盾糾紛增多,宗族勢力、家族勢力干擾村務,還存在黑惡團伙、村匪村霸、邪教活動等現象,對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實現基層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治理手段的多樣化和現代化上,農村社會治理同樣面臨挑戰。“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必須走綜合治理之路,從單一行政手段依賴轉向行政、法律、經濟、教育、道德等多種手段綜合治理。”原新表示。
但是,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農村基層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滯后,尤其是信息網絡設施缺乏,導致治理手段和方式有限。另一方面,大量“精英人口”外流,致使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群眾基礎相對較差,諸多現代化治理技術無法實施,甚至導致部分惠農政策落實困難。
“人社局定期到農村開展茶葉加工、種植技術等方面的培訓,但由于人口流失嚴重,留守的多為老人和兒童,精心準備的培訓班少有人問津,難以發揮作用。”福鼎市人社局副局長施斌斌告訴本刊記者。
最讓湖南安化縣仙缸村村支書諶英洲頭疼的,是村里守著綠水青山卻換不來金山。作為黑茶之鄉,安化縣集中著全國近3成的黑茶種植面積。仙缸村在扶貧隊的帶動下,也打算在村里開發一個2000畝的茶園,“但開墾面臨勞力缺乏的局面。”他告訴記者,“如果茶園能夠建成,可以吸引至少30%的外出勞力返村。”
在河北淶源縣煙煤洞鄉,當地山上存有保存完整的明長城遺址,是極好的旅游資源,每年總有不少驢友前來安營扎寨。“沒產業,光靠政策扶貧不行,鄉里打算開發旅游用以扶貧創收”,鄉黨委書記李永生對記者說,把廢置的村民房屋修葺整新,做成農家樂,應該能人均增收兩到三千元。“但響應的戶家卻不多,很多人都搬走了。”
在距離煙煤洞鄉不算太遠的上莊鄉西泉頭村,村支書老畢也在為同樣的事情犯愁,“村上嘗試過種藥材、核桃、竹林,現在又種上了‘蜜脆’,還不知道結果如何。”發展什么樣的產業,既能符合本地實際,又能產生效益,帶領村民致富,是村干部花心思最多也最頭疼的地方。
無論是處在哪個階段的干部,都應該不斷充實自我,保持一顆謙虛的心,才能學以致用,穩步前行,讓自己所學與所做工作相融合,更好地服務百姓。
作為“第一書記”要沉身子,深入基層,親近群眾,凡事能親力親為,做為群眾服務的貼心干部。
堅持從“基層一線”選拔干部是很重要的用人導向,體現了黨委政府對“基層一線”工作人員的關心和愛護,是組組織部門選拔干部的長遠之計。
基層政策宣講,是群眾了解政策的重要途徑,但部分干部自身也對政策掌握不深,進行政策宣講時對群眾素質水平考慮不夠,方法欠考量,結果干部……
“第一書記”到農村工作,要把自己看作村干部的普通一員,為村兩委班子注入了新鮮血液。
基層黨組織渙散、基層黨員干部的腐敗和“四風”問題就像蒼蠅亂飛,著實讓農民群眾感覺惡心頭疼。
心中有黨,是每一名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黨員干部應牢記自己的黨員身份,時刻不忘應盡的義務和責任,自覺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想問題、辦事情。
領導干部很有必要把“眼光向上”與“眼光向下”有機結合起來,在做好關鍵動作的同時,深入基層、深入實際,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做好自選動作,不忽視不放棄“不重要”的工作。
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關鍵在于提高包括基層干部在內的各級干部的能力,廣大基層干部的工作能力如何,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具有基礎性作用。
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關鍵在于提高包括基層干部在內的各級干部的能力,廣大基層干部的工作能力如何,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具有基礎性作用。
能吃虧的干部更受群眾歡迎和愛戴,也更讓群眾信服。試想,若是每個干部對群眾都斤斤計較,怎能贏得群眾的好感?
村民富不富、關鍵看支部,班子強不強、要看領頭羊。”近年來,中央出重拳懲治貪腐、轉作風、樹新風,嚴厲打擊黨員干部違紀違法行為,從高層“老虎”到地方“蒼蠅”無一幸免。
農村社會治理正在經歷一個結構性的變化。
3月13日下午,潢川縣召開全縣黨務工作會議,將政法、宣傳、統戰、辦公室、組織工作會議合并在一起開,僅用半天時間就全面安排部署了該縣2015年各項重點工作,受到基層干部的熱烈歡迎。
青海省民政廳近日公布稱,今年已清退不合標低保對象近7萬人。根據規定,困難群眾申請低保的流程大致可概括為:群眾申請-審查受理-家庭調查-民主評議-審核審批-資金發放-動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