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編寫的《鄧小平傳(1904-1974)》，即日起在全國出版發行。這是官方首次為鄧小平立傳。

　　鄧小平“文革”期間被打倒的經歷如何展現，尤為引人關注。該書用三個章節，講述了鄧小平從“文革”初期被打倒到1973年復出工作的歷史。

　　該書稱，促使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鄧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終沒有消極應對，而是積極地頻繁地用書信的方式保持著與毛澤東的聯系。

　　新京報從中央文獻研究室獲悉，書中引用的毛澤東、鄧小平書信往來，展現出當時兩人關系的微妙變化，其中部分書信首次公開。

　　鄧小平一開始對“文革”認識不清

　　鄧小平曾說過：“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標志著“文革”正式開始。

　　“文革”開始后，北京大學內突然張貼出攻擊北大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報。針對當時一些報刊的反常舉動和北大出現的混亂局面，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召集會議，決定向《人民日報》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組。

　　圍繞著派遣工作組問題，劉少奇、鄧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開了爭論。最后工作組被迫撤回，劉、鄧在“文革”初期的這次抗爭以嚴重受挫而告終。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錯誤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范圍內，就是少奇和我兩人。”

　　會上，毛澤東對鄧小平表示了一種特殊的不滿。毛澤東說：“他這個人耳朵聾，聽不見，開會坐得離我很遠，對我是敬鬼神而遠之。”“1959年起，6年來從來不找我。”

　　對于上述史實，《鄧小平傳》稱：“毛澤東的話，反映了一段時間以來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關系的某種疏遠。這種疏遠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們對一些重大問題認識上有分歧。”

　　“特別是，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鄧小平表現得‘很不積極’，還屢次堅持派工作組‘阻礙運動’。另外一個原因是：黨中央領導人在八大以后分為一線、二線，毛澤東退居二線，鄧小平作為在一線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人之一，在處理經常性工作中向毛澤東直接匯報少了。”《鄧小平傳》寫道。

　　毛澤東轉告鄧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點名地批判鄧小平，稱他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鄧小平看到這篇文章后非常震驚。他感到，《人民日報》發表這樣的文章，意味著對他的批判已經公開并且大大升級了，他的問題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從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圍攻批判——編者注)，我一直再想見見你，向你求教。只是覺得在群眾激烈批判我們的反動路線及其惡果的時候，求見主席是否適宜，所以一直憂慮著。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覺得我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求見主席，當面聆聽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認為適當，請隨時通知我去。靜候你的指示。”

　　信轉呈毛澤東后，沒有立即得到回復。

　　五月的一天，汪東興來到鄧小平家告訴他，毛主席最近剛回北京，讓他來看看。汪東興還告訴鄧小平，毛澤東還讓他轉告三點意思：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有事可以給他(毛澤東)寫信。

　　《鄧小平傳》稱，毛澤東讓鄧小平有事給他寫信，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鄧小平思想的“轉變”，另一方面是他對鄧小平的一種保護。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使鄧小平避免了遭受劉少奇一樣的厄運，而且還為他在政治上東山再起保留了余地。